美國副總統拜登訪日、中、韓，4、5日在北京與中南海權要會談，話題之一是中方設置東海的防空識別區（ADIZ），造成東北亞局勢偏緊。11月29日，美、中軍機在識別區相遇，中方的殲11等戰機升空，對美國2架偵察機識別「查證」，最短距離僅一海里。中美高層的會談，諒以對話協商、尋求柔性空間為主調，以推動「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

　　中共十八大後，北京政局左轉，決策拍板模式有些變化。設置防空識別區背後的強軍意識、擴大全球話語權、建立「政治強人」個人權威的訴求，毛式決策和外交思維的「回潮」，是很值得思索的。

　　 政治左局下　擺強硬姿態

　　防空識別區的設置，並不違背國際通行的規則。識別區不同於領空，設置的「專業意圖」，是在領空外的空域，建立和優化空防的識別、監視、預警機制，提升緊急應變能力。

　　對於識別區設置的動機，本欄的解讀是：不只為空防提升預警水準，更是對領土主權的宣示（針對中日、中韓有爭議的釣魚島、蘇岩礁），也是為強軍和區域（東北亞）外交擺出強硬姿態。

　　識別區的設置，與中南海的全球戰略息息相關。特別是關乎空軍裝備現代化、制空權的提升。本月2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的「軍事國防」版，發表署名文章〈試飛：開拓天空上的強軍之路〉，強調發展與「大國空軍」和「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航空武器裝備，特別提到殲－10、殲轟－7、空警－2000、空警－200。空警－2000預警機，現正在識別區執行巡邏任務。

　　中國夢、強軍和大國崛起，是新權要的全球戰略定位「意識要素」。在重樹毛澤東「高大形象」、強化思想意識控制和「批自由化」的政治左局之下，毛的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鬥爭經」，具有更大的「後影響力」；新權要的全球戰略「重構」或外交政策的調整，趨向於毛式的強硬，是內政趨近「毛化」的伸延。

　　強硬姿態或強硬決策，是與小平時代或胡溫新政的「韜光養晦」策略相對而言。

　　針對九十年代的「左局」（擬把「反和平演變」提到「黨的日程」等），小平提出「防左為主」，並有十六字方略：
「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站穩腳跟，韜光養晦。」

　　在較早前，他和中共中央的對日政策「內核」，是擱置主權爭議，發展睦鄰關係。

　　棄韜光養晦　摸老虎屁股

　　中共十八大以來，放棄「韜光養晦」之聲日趨放大。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提到：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韜光養晦』已經過時了。覺得中國這麼強大了，應該放出更多的聲音」。

　　史學家余英時多次論析北京政要利用民族主義。從十八大後的政局來看，民族主義和文革意識的再抬頭，是放棄「韜光養晦」方略的催化劑之一。

　　「強出頭」與強軍、強國一樣，是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極毛派的「強意識」。新權要在內政方面（特別是強化思想控制）或多或少反映了這種「強意識」。在對外政策方面，亦似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擺出強硬姿態，表達更多的全球話語權訴求。例如，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置，北京並不滿足於西方主導的全球規則，而是要參與（或更大程度參與）規則的制定。

　　「強意識」或有可能衍生「戰爭邊緣策略」，以擦邊球的手段試探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底線，推進強軍之路，放大「強國崛起」的聲音。如同毛澤東天天罵美帝紙老虎而「摸老虎屁股」，在「戰爭邊緣」中充第三世界領軍者。

　　中共十八大後，重樹毛的「高大形象」，折射權力頂層回到毛老路的新趨勢。這條老路是：高度集權，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快速決策，敢想敢幹。毛能獨攬大權建立一言堂式的家長制，因而能快速拍板。這種決策模式，被視為有「集中力量（大權）辦大事」的效率。

　　事實是：獨攬大權和快速拍板，未必有執政或施政的效率。相反的，往往因決策草率、脫離現實而失誤，乃至「撞板」：釀成社會災難。1955的農業合作化高潮，1957的從「鳴放」急轉為反右，1958的批「反冒進」（批周恩來、陳雲），1959的反右傾，1962的清算習仲勛右傾翻案，1966－1976的文革，都是快速拍板、敢想敢幹，造成社會禍害。

　　強意識行事　建個人權威

　　十八大後，從提出「實行憲法」到急轉為批憲政論等決策，都是快速的，但未必「絕對正確無誤」。

　　快速拍板與樹立「個人權威」、建立「政治強人」的形象有關。十八大後官媒發表不少文章，批判憲政論、自由化，鼓吹權威主義，宣揚權力集中和「個人權威集中」，「呼喚強人政治」。對於防空識別區的快速拍板，思考型學者的詮釋是：與「個人權威」意識有關。

　　敢想敢幹的決策模式，「外在形象」是強硬，但強硬的背後難免顧此失彼。識別區的範圍較廣，劃設的「隨意性」較大，缺乏國際的統一標準，容易引起爭議；識別區的劃設與周邊國家有重疊，更是區域性的困擾。韓、日、台十分關注「飛越自由」，有「擦槍走火」的「憂患感」。

　　中方把蘇岩礁列入識別區，就使相對「良好」的中韓關係變得「緊張」。識別區釋放的「威嚇」符號（周邊國家的解讀），又令日、韓和南海諸國對北京的戒心更大，與美國的亞洲戰略走得更近；連澳洲、歐盟也有怨言，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俄羅斯亦無「友好表示」。北京的「唯一朋友」，是皇權代代相傳的北朝鮮，它發出「支持的最強音」。

　　中共第一代政要陳雲（1905—1995）說：「領導幹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高度集權下的決策和外交，宜戒偏聽偏信，恰如《中庸》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