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11月12日閉幕，發表了會議公報。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仍未公布。人民日報13日社論稱，深化改革的取向，是「六個緊緊圍繞」，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和「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

　　深化改革的最大著力點，在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兩大板塊。政治體制改革仍只是「聊備一格」的口號，並無具體安排，不會有真正涉及高層權力、黨內民主的政改啟步。

　　變地方職能　減行政審批

　　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頭戲，是國務院主導的地方政府改革（全稱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

　　李克強稱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目標是「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在3月已展開；改革的大方向，仍是簡政放權。一方面，精簡機構，壓縮編制和行政開支的升幅；另方面，減少行政審批，把部分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市場，轉變政府職能，從過多的行政干預、管理轉到服務型軌道。

　　胡溫新政期間，行政體制改革特別是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有較全面部署，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2008年2月）有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溫家寶主持國務院10年（2003—2013），大幅度取消行政審批項目，並批准廣東為地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先行先試」省（2012年8月）。

　　三中全會後的地方行政體制改革，是在國務院長期積累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展開。

　　改革事在必行的理由，李克強提及三個。一是「事關經濟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二是與整個政府體制改革的關係很密切：「政府機構改革能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職能轉變能不能落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政府」；三是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關於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已於最近下達各地。

　　精簡機構和職能轉變，為行政體制改革的兩大主題，李克強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全文刊人民日報11月8日），說：「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職能轉變，職能不轉變，機構改革也達不到目的。」

　　後危機階段　改增長模式

　　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要點，他歸納為接、放、管。接，指中央下放給地方的政府職能、下放給地方的權力，要接好並管理好；放，是本級政府該放給市場或下級政府的權力，切實放下去；管，是把地方政府該管的事管好。

　　接、放、管的關鍵，是「最大限度取消地方行政審批事項」，該取消或下放的堅決取消或下放，降低企業准入市場的門檻和成本。

　　地方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是為社會、企業提供服務。李克強說：「地方政府原則上不要再直接投資辦企業」，「發展地方經濟，增加就業，政府依法收稅，這才是根本」。

　　行政體制改革又與經濟發展的環境、增長方式轉變有關。國民經濟正處於「後危機」階段，全球金融海嘯的持續負面影響（歐債危機），令商品出口和勞力密集行業就業空間萎縮，經濟下行的壓力大。政府大規模的財政投入，以固定資產拉動GDP增長，已後繼無力；而資源高投入、高消耗和環境高污染的增長模式，又早已超出資源、生態的承載力。

　　民眾健康生命風險和利益失衡，亦衍生群體抗爭，「社會矛盾」日趨複雜尖銳。

　　經濟的「穩增長」，不能再靠政府增加投資、擴大債務（地方債務有潛在危機）、擴張土地財政，必須匯集市場、民間企業的力量。這就是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所在。

　　李克強透露，國務院推動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超過300項，「政策效果」甚好，市場的預期佳，民間投資增23%。

　　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預期，是減少和簡化行政審批，提升社會、企業的投資意欲，減低投資者的經營成本，並因此增就業、促經濟穩增長。

　　創收性貢品　權錢糾結深

　　行政改革的頂層設計，究竟有多少「落地效果」，頗令人懷疑。

　　多年來，地方多次機構改革，都涉及職能轉變，但收效甚微。主因之一，是地方官員普遍有官僚主義毛病，缺乏服務觀；許多官吏以公權謀取地方或個人利益，例如利用審批權設門檻，關卡越多收費越高；又巧立名目罰款「創收」，甚或索取私商的「性貢品」（如重慶雷致富案）。湖南長沙市規劃局副局長顧湘陵，利用審批權斂財，10年貪污7,000萬，官媒稱：「審批權成印鈔機。」

　　在此利益驅動之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長期存在的「貓鼠遊戲」。許多地方官特別是地級市、縣、鄉鎮官員精於「小算盤」，是不問是非、機關算盡的「小九九」。這是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障礙。

　　「小九九」是國語（普通話）話語體系的詞彙，泛指巧詐變戲法之徒，與廣府話語體系的「機心」同義。「機心」一詞或源自《莊子．天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從吃拿卡要（又稱「卡拉OK」）、吃空餉的「小九九」，到大貪官的賣官、包八奶、批地暴發，有太深的權錢、權色糾結。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問責制，行政體制改革舉步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