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大審判一審於9月22日判決，裁定北京公子族名人薄熙來觸犯受賄、貪污、濫權罪，判處無期徒刑。

　　本文以法學的視角，取刑訴法（2013）為主要的研究載體，詮釋濟南大審判的判決，論述薄公子自戴綠頭巾無助於「辯白」，困囚於秦城監獄；裁判方排除「合理懷疑」，以確定判決的證據；審判長的量刑，算是「罪罰適當」，並無外國媒體說的「偏重」或「苛重」。

　　演繹刑訴法　涉合理懷疑　

　　濟南大審判一審開庭於8月22日，與最高檢察院對薄熙來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2012年10月）相隔10個月。時間的安排，與刑訴法（2013）在1月1日生效（去年3月公布）有關。

　　與刑訴法（1997）比較，刑訴法（2013）對程序公正有較好的規範。濟南大審判可視為司法改革和落實刑訴法（2013）的新「試步」。

　　從一審的調查、辯論庭審到合議庭判決來看，濟南中院對塑造依據刑訴法（2013）、力求程序公正的形象，可謂全力以赴。

　　9月22日合議庭的主角，是審判長王旭光。他對刑訴法（2013）的演繹，著力於排除「合理懷疑」，以解釋相關證據的可接受性。

　　所謂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控辯平等，並非寫入刑訴法（2013）的術語，而是法學界、司法界對相關條文的概括。「合理懷疑」則寫入刑訴法（2013）53條，它規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之一，是確認的「事實」應已排除「合理懷疑」。

　　就薄案而言，被告人和代理人（辯護律師）在調查、辯論庭審中，有權對檢方和證人的指控或證供提出「合理懷疑」，檢方和裁判方在綜合全案證據時，必須以事實排除「合理懷疑」，相關的證據才能成立。

　　「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的概念，是刑訴法（2013）新增加的，源自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在2007年7月發表的〈第32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32）。對刑訴法（2013）引進「合理懷疑」概念，本人的解讀是：「向善」的試步。

　　綠帽不管用　需可靠證據

　　薄熙來在庭審時翻供，推翻在中紀委的供詞；又以痛罵證人、醜化妻子谷開來，對他們的證供提出「合理懷疑」。被最廣泛議論的，是公子自戴綠頭巾（香港習慣稱「綠帽」），大談夫人與「家奴」王立軍「如膠似漆」、王對夫人「言聽計從」，強調他們品德差，證供不可信。

　　他的自辯是「山寨式」，隨意性的辱罵、抹黑而提不出證據，不可能推翻檢方已採納的證供。他的「合理懷疑」，必須有充分的證據支持。

　　審判長排除「合理懷疑」最有力之處，是薄聲稱對購入法國尼斯的別墅不知情，因而對徐明的證供提出「合理懷疑」。

　　據審判長的敘述，薄於2012年6月交中紀委的自書材料，提到與谷開來、徐明「共同談論法國別墅」。這是中紀委「尚不掌握相關證據」前的交代，谷則在2013年1月的證言初次提到相關的情節；兩人的前後證供，「在主要情節上能夠相互印證」。

　　審判長因此排除薄對徐明證供的「合理懷疑」，確定其對別墅事知情，受賄罪成立。

　　審判長排除的另一「合理懷疑」，是薄在庭審時說，他的自書材料，是在中紀委壓力下「違心所寫」，即刑訴法（2013）中的所謂「非法證據」。

　　他的自書材料，是指2012年6月的〈關於我和徐明經濟問題的說明〉、7月〈關於我和唐肖林之間的經濟關係〉。

　　刑訴法（2013）規定，檢方需「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57條）；禁止「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證據」（50條）。另一項規定是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起訴、判決的依據（54條）。

　　審判長依據刑訴法（2013）54條、最高法院關於刑訴法的司法解釋（簡稱「法釋」），稱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非法證據」應予排除，薄所稱的「壓力」則不涉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

　　在偵查、檢控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恐怕都受「坦白交代」的壓力，但不同於受到刑訊逼供。

　　薄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同於普通嫌疑人。他有上層人脈和特殊社會關係，其案件備受各方關注，偵查方不至刑訊逼供，而他也未提受刑訊逼供。

　　量刑非偏重　是罪罰相當

　　中院對薄熙來的一審判決是：受賄罪判無期徒刑，貪污罪判刑15年，濫權罪判刑7年，三罪並罰處無期徒刑。

　　刑法383條規定，貪污10萬元以上，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按：最長20年）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判死刑。刑法制訂於1979年，以購買力評估，10萬元的量化標準現在約500萬元。

　　薄熙來受賄和貪污超過2,000萬元，被判無期徒刑，不算是「重判」，審判長的量刑有法律根據，算是「罪罰適當」。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貪污案中，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確定的貪、賄金額，分別是55萬、239萬元，他們的刑期分別為16年、18年。「新海派」大紅人、通天人物黃菊（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大管家王維工，貪污900多萬被判死緩。薄的貪、賄金額遠大於他們，相對而言他的判刑並不「偏重」。

　　薄案不同於兩陳案的，是前者還有濫權瀆職罪，判刑7年，這是刑法397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的」最高刑罰。

　　最高法院前院長蕭揚曾說，刑事案件的處置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濟南中院對薄的判決，實際是按照「黨意」行事，但有完整的「法律外衣」，量刑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並無對薄苛重判刑的「傾斜」。

　　程序公正路　仍是障礙多

　　濟南大審判的整個過程，是演繹刑訴法（2013）的一次嘗試，使薄案的處置有可「觀賞」的「法律外衣」。

　　刑訴法（2013）及其背後的程序公正理念，是胡溫新政「頂層設計」的司法改革「內核」之一。但是，薄案的程序公正只是個別的「特殊性」，還是將在各地推廣而具「普遍性」，仍是未知數。

　　原因是黨政官員干預司法、司法人員固守有罪推定觀念，仍是「普遍現象」。9月24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文章〈政府怎能有「不得不違法」的苦衷〉，指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行政機關領導甚至一把手隨意出面干預案件，有些還以政府名義發函要求法院考慮其不得不違法的苦衷，甚至對法院受理……提出嚴厲批評。」

　　9月23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轉載〈警惕「司法人質」現象蔓延〉，透露：「許多人認識到『中國式錯案』幾乎都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刑訊逼供，……當刑訊不再如既往那樣恣意放縱之時，……『司法人質』成為刑訊替代的一種新手段。」

　　社會的現實，讓人們感受到司法的程序公正仍面對許多障礙，路並不平坦，如屈原的《離騷》謂：「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