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案的濟南大審判，已完成一審的證據調查和控辯雙方的辯論，合議庭的宣判則是「擇期舉行」。

　　自中共於1949年10月建政以來，薄案是高官案中一審時間最長、被告人自辯權和代理人（律師）辯護權最充分的一次。

　　更具「標誌性」的，是濟南大審判按照刑事訴訟法（2013），讓一審沿著完整的司法程序，走出程序公正的第一步，豎立了程序地標。但是，這個地標也留下懸念：它是牢固、永久的標誌，還是外表一時「美麗」的豆腐渣，如同湖南湘西沱江大橋那樣外觀好、很快就倒塌（2007）？大家的懸念，仍將繼續繫在時光的隧道，但願地標能經受時間的考驗。

　　在黨意之下　有法律外衣

　　8月22日，本欄發表〈濟南審薄熙來 純刑事案取向〉，對濟南大審判的評估是：在「黨意」之下有完整的「法律外衣」。

　　所謂黨意，是中共中央高層的共識，關乎溫家寶總理的「3．14講話」（2012）、胡溫新政中的司法改革理念；所謂法律外衣，是法意，關乎刑訴法（2013）對證據、一審程序的規範。

　　在人大年會記者會，溫氏發表的「3．14講話」，回答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說：「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理。調查和處理的結果……要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又說：「現在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

　　他強調法律的依據和時間驗證，不是一個人的意見，而是獲政治局常委會授權而發表。他也暗示薄牽涉王立軍事件的責任。

　　薄在2012年3月15日免職之後，中共中央處理薄案也持「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決定「純刑事案」的取向。這是本欄閱讀中共中央一系列相關文件後的解讀。

　　支持這種判斷的，還有胡溫新政中的司法改革理念。2010—2012年，體制內深改派學者和最高法院副院長沈德詠發表一系列文章，論及司法改革特別是程序公正，傳遞了胡溫新政的改革訊息。

　　在實務方面，胡溫推動了刑訴法第二次修改。歷經多年的審議，2012年3月14日的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修正文本；胡錦濤同日發布國家主席第55號命令予以公布，2013年1月1日生效。

　　按照刑訴法　有完整程序

　　與第一次修訂的刑訴法（1996）比較，刑訴法（2013）的改動幅度大（由225條增至290條）。其中，第一編「總則」第五章的「證據」（第48—63條），第三編的「審判」中的第二章「第一審程序」第一節「公訴案件」（第181—203條），關乎濟南大審判的一審程序和庭審證據。

　　關於證據和程序，刑訴法（2013）的條文較多。其「優化」之處，一是對證據的調查、核實，有較明確的規定；二是把禁止刑訊逼供、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細化」。

　　例如關於證據的收集，第50條新增「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新增的規定，還有採用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應當予以排除」（第54條）。

　　再如關於第一審程序，刑訴法（2013）第188條規定，法院可強制證人出庭，刑訴法（1996）的規定是「作證義務」，並無強制措施。證人出庭，有助於質證，也增加庭審的透明度。

　　不過，前者對強制出庭有這樣的限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是顧及家庭倫常，避免夫妻、父子、母女在庭上對質。

　　對於刑訴法（2013）的著力點，本欄的解讀是：

　　一，程序的「合理性」和「完整性」，程序公正（包含無罪推定）的理念；
　　二，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合法證明，注入對證據的「合理懷疑」概念；
　　三，改善對人權的保障，特別是被告人辯護權和防範刑訊逼供。

　　刑訴法（2013）的生效、胡溫新政中司法改革的理念，以濟南大審判為「試步」的一個平台。

　　關於一審程序的框架，刑訴法（2013）與前一修正文本的規定大體相近。但是，濟南大審判的一審程序，與劉志軍案（2013）或陳良宇案（2008）、陳希同案（1998）有很大差異。

　　前者依據刑訴法（2013）庭審有完整的程序；後者卻大大簡化程序，證人大都不出庭對質，被告人或律師的辯護權缺乏保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多半是「悔罪」式，無真正的程序公正可言。如劉志軍在庭上的「最後陳述」只是悔過，並扯到「中國夢」迎合政治權要，與薄的「自主陳述」截然不同。

　　濟南大審判的一審程序，本欄歸納如下：

　　一是庭審前的起訴書送達、公開審判公告、庭前會議等。

　　二是庭審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調查，對證據的調查、核實（8月22—24日）；第二階段是辯論，控辯雙方辯論，在辯論終結後由被告人「最後陳述」（8月25—26日）；第三階段是判決，由合議庭判決案件，據刑訴法（2013）第202條，法院受理（2013年8月）後2個月應宣判，至遲不超過3個月（「因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需報最高法院批准）。

　　三是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

　　四是一審訊息的公開、透明。

　　本欄把濟南大審判稱為「程序地標」，理由是庭審的程序完整，控辯雙方獲得平等的發言權。被告人獲得充分的自辯權和「自主」的「最後陳述」；律師也享有其充分的辯護權，被告人和律師均作無罪辯解。

　　持無罪推定　建程序公正

　　更為重要的理由，是一審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是程序公正的「內核」，刑訴法兩次的修正文本，同在第12條規定：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定一個人有罪，偵查方（公安機關）、起訴方（檢察院）需提出證據並經合法程序證明，由審判方（法院）依法裁定接納與否，再決定是否定罪並判刑。在一審的第一、第二階段，審判長和審判員是「中立」的角色，聽控辯雙方的辯論，維持庭審的法定秩序。

　　許多人把濟南大審判當一場戲，把注意力放在薄熙來，忽略了審判長王旭光秉持無罪推定原則。在一審的第一、第二階段，他頗能把持「中立」的角色，讓控辯雙方有平等和充分的發言權；只聽控辯雙方的辯論，不發表什麼意見，不向任何一方「傾斜」，也沒有常見的法官「嚴詞喝令被告」的舉動，只是有時提示辯方不要離開本案的話題。這是非常難得的。

　　濟南大審判創造了嚴格遵守刑訴法的新模式，這種體現程序公正的新模式，能否有「可持續」的空間？在法律之前是否人人平等（充分自辯權不獨薄熙來可享有），仍是未知數。

　　（後記：〈思維漫步〉欄的篇幅1,888字，原稿往往因限於篇幅刪去一小部；本文上網時，補回刪去的部分。本欄文本，以上網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