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有傾斜　違行政中立

　　香港有周邊地區未必有的制度優勢。

　　對於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我的詮釋是：

　　一，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
　　二，保障充分自由（包含思想、新聞、言論、出版、集會和人身的自由）的社會制度；
　　三，與全球接軌、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
　　四，包含行政中立（我向來不稱「政治中立」）和廉潔、近似英國模式的文官體系；
　　五，包含獨立傳媒、宗教和壓力團體而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或稱公民社會、市民社會）。

　　香港有很多中產居民、具獨立思考能力者，促成民間社會的活躍度上升。官方公共政策、施政的偏失，積聚民怨，衍生請願、遊行或持續的社會抗爭，這是許多國家、地區都有的社會現象。

　　在請願、遊行或持續的社會抗爭中，難免有參加者「激情過度」之態，自也有警民的摩擦、官民的誤會或爭執，這都不必大驚小怪。

　　對於有糾紛的雙方，官員應秉持行政中立的原則，不應以派別劃界，有「偏好」或「偏惡」的傾斜和執法時的雙重標準。

　　與林慧思有關的旺角行人區的集會，警方對兩方的處置給人「傾斜」之嫌，似袒護其「偏好」的一方。這是她和一批旁觀者的感覺。

　　不同的旁觀者，或不同利益訴求者，其感覺有差異，是很自然的事，官方何不讓市民有平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據電視的新聞畫面和解說，林慧思並非集會參加者，而是過路人。路見不平，挺身而出要求警方秉公處置，乃人之常情。她的錯在於說了粗話。

　　北京亞文革　香港在撕裂

　　西方公共治理的理論中，觸及社會危機的焦慮感。林慧思的不平之鳴，對執法不偏（行政中立）的期待，似可解讀為她對兩派衝突危機加劇的焦慮感，盼望在秉公處置中減輕或化解危機，維護香港的自由和秩序。不能因為她在激情中的「語言錯失」，官方就無限上綱，擺出政治的秋後算帳姿態。

　　假如說她的「語言錯失」是「原罪」，那麼她已對「原罪」懺悔，香港高官為何不能有事過境遷、原諒過錯的胸襟，非要抓住辮子不放，令人有「整人」之感？來一次「放得下」的瀟灑如何？

　　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常見於北京政壇。1975年，鄧小平因整頓文革亂局，得罪了毛澤東和既得利益者，陷於再被打倒之困。後來，他提起那次「右傾翻案風」，說：我是新疆維吾爾族姑娘，有十四條辮子，老是抓不完（大意）。

　　文革結束後，在政壇特別是地方政界，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秋後算帳，特別是以維穩之名整人，仍是常見的事。據北京社會學者的調查，有些地級市、縣、鄉，有黑社會化的趨向，出現官黑連結的「紅與黑現象」。

　　如今，北京有「亞文革」的政治圖象，文革式的「敵對勢力論」和「大批判」整人，又來了。

　　想不到香港也有疑似「亞文革」。有人宣揚敵我意識，按派劃界分親疏，運用「組織動員、發動群眾」之法，去對付民間請願群體，衍生「旗幟分明」的對抗。原本單純、和平的請願活動泛政治化。港人擔心這種「社會撕裂」加劇，更憂慮1967年的「紅色五月暴動」再來。

　　北京持深化改革觀的官員和知識分子，都擔心二次文革，試圖防範文革動亂再發生。改革大家胡耀邦(1915-1989)之子胡德平，日前發表長文〈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折射「文革再來」的憂患意識，引起不少思考者的共鳴。

　　應化激為柔　行中庸之道

　　說林慧思的「語言錯失」是芝麻小事，是因為民眾期待官方辦妥的大事甚多，如長期的人口政策和單程證配額的可加可減機制、2017年選舉諮詢、全民退休保障、增加公共醫療服務資源、雙非嬰的身份、跨境學童對本地學童的負面影響。

　　高官的施政應著力於宏觀層面，不應糾纏於上述的微觀層次。更要正視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障礙、社會「深層次矛盾」和暴戾之氣上升。

　　對於市民請願或社會抗爭中的糾紛和衝突，高官應嚴格依據基本法，保持行政中立，而非釋放親疏有別的符號，激化社會爭執。處理林慧思一類的小糾紛，宜適可而止、息事寧人，而不是火上加油、折騰一番。

　　化「激」為「柔」，才是公共治理的政治藝術。《中庸》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謂：「寬柔以教。」香港必須緩解「社會撕裂」的危機，要義之一是不改變（不易）行政中立，擁抱「中庸」(不偏不倚、公正之理)，創「柔性空間」，這就是「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