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難有男兒只因心中六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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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難有男兒只因心中六怕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3.7.11，A19版
上網：2013.7.16

　　關鍵詞：一男兒，講真話，家長制，左折騰，秋後算帳，六怕，獻媚

　　相關人物：彭德懷，陳毅，胡德平，柯慶施，毛澤東，張賢亮

　　引述歷史典籍：
　　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晏子春秋）
　　國以賢興，以諂衰。（後漢書．王符列傳）
　　讒諛競進以求媚（貞觀政要）

圖1，「彭德懷萬言書」，1959.7.14。左上角有毛批示。

　　北京體制內極左派「高舉毛澤東大旗幟」，續批自由化。關於「一男兒」之說的伸延爭論，仍是政界和學界的熱話題。

　　一夜之間「城頭變幻大王旗」，蘇共迅速垮台，竟「無一男兒」挺身而出抗拒。此說引起的伸延爭論，可歸納為兩類。一是就社會進步、民眾福祉而言，需要什麼樣的「一男兒」？是駕坦克上街橫衝直闖者，還是改革家赫魯曉夫（1894—1971）、戈爾巴喬夫？二是為何黨內難有「一男兒」？是西方的西化顛覆所致？還是執政黨的體制弊端和「領袖」的錯失？

　　第一類，以「胡德華發言」最具「代表性」，本欄在6月27日已略分析；本文討論第二類。

圖2，赫魯曉夫。

　　1．講真話男兒　冒風險太大

　　極左派和極毛派「炮轟」憲政論、自由化，或爭論蘇共垮台的「歷史教訓」，常會按前朝權要的「七一講話」（1991），「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

　　體制內深改派或所謂體制外的自由派，則往往有調侃式的反問：問一問，彭德懷（1898—1974）說真話批判大躍進浮誇風，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時（1959），黨內為何無「一男兒」？有的則問：習總老爸習仲勛（1913—2002）被指「利用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翻案時（1962），黨內怎麼也未見「一男兒」？

　　在毛澤東歷次政治運動或毛之後的「左折騰」中，並非都是「國中無一男兒」或「黨內沒有男兒」，而是「男兒」的確認有分歧。民眾視為講真話的「男兒」、挺身而出的英雄，當權者往往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對他有秋後算帳之舉。

　　1956年，毛主導制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把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列為「四害」，並定出「消滅」的年限。生物學家朱洗、鄭作新等挺身而出，不贊同把益鳥麻雀列入「四害」之中，力證麻雀有減少農業蟲害、維持生態平衡之功。事後，他們受到批判，只差沒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帽子」；朱氏亡故後，在文革時受「掘墓曝屍骨」之辱。相反的，與「科學」沾點邊的郭沫若、周建人（魯迅弟），逢迎毛而大受讚揚，後來都成了中共中委。

　　在文革（1966—1976）的政治風暴中，也有甘冒風險者如陳毅（1901—1972）。有人唆使紅衛兵批鬥朱德（1886—1976，原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曾是紅軍總司令），陳氏挺身而出怒吼：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人家不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嗎？他又說：「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嘛，不要踩著別人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自己的帽子。」

　　在民眾眼裏，陳毅是「黨內一男兒」，在毛看來是對文革不滿，對他自然排斥打擊。

圖3，陳毅。

　　2．家長一言堂　離婚與坐牢

　　儘管有彭德懷、陳毅一類「敢講真話」的人，也有想力挽狂瀾的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趙紫陽（1919—2005）和萬里等，但中共黨內能在「關鍵時刻」對不當決策舉措說「不」的，似乎並不多。

　　中共黨內難有「一男兒」的制度根源，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高度集權，形成個人專權的家長制和一言堂（地方上則有一把手「說了算」的長官制），既無黨內民主可言，更不要說有社會的法治。常見的政治奇觀，是個人崇拜、愚民的造神運動；「領袖」或地方長官，成為大大小小的「神」。

　　高度集權的家長制或地方長官制，既堵塞言路，又以政治大清算和其他各式各樣的秋後算帳，對不同意見者、講真話者排斥打擊，乃至扼殺其生存權，形成社會恐怖氣氛。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要幹部講真話，卻又揚言要有「六不怕」的「精神準備」：

　　「不敢講話無非有：一、怕扣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面上無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麼都不怕了。沒有精神準備，當然不敢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79）

　　即使有人甘冒離婚和入秦城監獄的風險，也未必有機會講真話，更難建立「糾錯」的機制，這就是大躍進、文革和「維穩」一類「左折騰」的發生原因。

　　著名小說家張賢亮多年前說：「1957年『反右運動』後尤其在『大躍進』中，說真話幾乎成了禁忌，虛偽到成了社會風尚，實事求是已經不可能，反映真實情況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險，除了極其個別的優秀分子，誰還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據《憂思與希望》）

　　有消除恐懼的政治生態，才有「講真話」的清正風氣。國務院的《改革內參》發表署名文章，呼籲正視「免於恐懼的自由」。民眾「免於恐懼」，是文明社會的「要素」。

圖4，柯慶施。

　　3．競逢迎獻媚　背民眾意向

　　家長制和「強化專政職能」，或反自由化和「問一問姓資姓社」，衍生獻媚逢迎的官場風氣和「極左的荒誕」，如「上海左王」柯慶施（1902—1965）瘋狂逢迎。其名言是：「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據官辦雜誌《風雨同舟》的〈上海王．柯慶施〉）

　　「三分大話」的樣板，是上海馬橋公社水稻畝產十七萬斤的「衛星上天」。

　　「四川左王」李井泉，也迎合毛的「放豐產衛星」：「要跳起來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裏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論蘇共「無一男兒」，也觸及獻媚之害：「在那個長期形成的謊言充斥、真話絕跡的政治生態中，正直的人逐漸被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之徒所淘汰。」

　　《晏子春秋》謂：「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後漢書．王符列傳》曰：「國以賢興，以諂衰。」《貞觀政要》告誡要防範「讒諛競進以求媚」。當今整頓吏治，自應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