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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難有男兒 只因心中六怕


丁望

原載:信報2013.7.11 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19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3.7.16


「彭德懷萬言書」,1959.7.14。左上角有毛批示。

  關鍵詞一男兒,講真話,家長制,左折騰,秋後算帳,六怕,獻媚
  評介人物:彭德懷,陳毅,胡德平,柯慶施,毛澤東,張賢亮
  引述歷史典籍: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晏子春秋);國以賢興,以諂衰(後漢書.王符列傳);讒諛競進以求媚(貞觀政要)。

  北京體制內極左派「高舉毛澤東大旗幟」,續批自由化。關於「一男兒」之說的伸延爭論,仍是政界和學界的熱話題。

  一夜之間「城頭變幻大王旗」,蘇共迅速垮台,竟「無一男兒」挺身而出抗拒。此說引起的伸延爭論,可歸納為兩類。一是就社會進步、民眾福祉而言,需要什麼樣的「一男兒」?是駕坦克上街橫衝直闖者,還是改革家赫魯曉夫(1894-1971)、戈爾巴喬夫?二是為何黨內難有「一男兒」?是西方的西化顛覆所致?還是執政黨的體制弊端和「領袖」的錯失?


赫魯曉夫


  第一類,以「胡德華發言」最具「代表性」,本欄在6月27日已略分析;本文討論第二類。

  講真話男兒 冒風險太大

  極左派和極毛派「炮轟」憲政論、自由化,或爭論蘇共垮台的「歷史教訓」,常會按前朝權要的「七一講話」(1991),「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

  體制內深改派或所謂體制外的自由派,則往往有調侃式的反問:問一問,彭德懷(1898-1974)說真話批判大躍進浮誇風,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堻q外國時(1959),黨內為何無「一男兒」?有的則問:習總老爸習仲勛(1913-2002)被指「利用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翻案時(1962),黨內怎麼也未見「一男兒」?

  在毛澤東歷次政治運動或毛之後的「左折騰」中,並非都是「國中無一男兒」或「黨內沒有男兒」,而是「男兒」的確認有分歧。民眾視為講真話的「男兒」、挺身而出的英雄,當權者往往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對他有秋後算帳之舉。


  1956年,毛主導制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把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列為「四害」,並定出「消滅」的年限。生物學家朱洗、鄭作新等挺身而出,不贊同把益鳥麻雀列入「四害」之中,力證麻雀有減少農業蟲害、維持生態平衡之功。事後,他們受到批判,只差沒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帽子」;朱氏亡故後,在文革時受「掘墓曝屍骨」之辱。相反的,與「科學」沾點邊的郭沫若、周建人(魯迅弟),逢迎毛而大受讚揚,後來都成了中共中委。


陳毅

  在文革(1966-1976)的政治風暴中,也有甘冒風險者如陳毅(1901-1972)。有人唆使紅衛兵批鬥朱德(1886-1976,原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曾是紅軍總司令),陳氏挺身而出怒吼: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人家不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嗎?他又說:「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嘛,不要踩著別人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自己的帽子。」

  在民眾眼堙A陳毅是「黨內一男兒」,在毛看來是對文革不滿,對他自然排斥打擊。

  家長一言堂 離婚與坐牢

  儘管有彭德懷、陳毅一類「敢講真話」的人,也有想力挽狂瀾的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趙紫陽(1919-2005)和萬里等,但中共黨內能在「關鍵時刻」對不當決策舉措說「不」的,似乎並不多。

  中共黨內難有「一男兒」的制度根源,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高度集權,形成個人專權的家長制和一言堂(地方上則有一把手「說了算」的長官制),既無黨內民主可言,更不要說有社會的法治。常見的政治奇觀,是個人崇拜、愚民的造神運動;「領袖」或地方長官,成為大大小小的「神」。

  高度集權的家長制或地方長官制,既堵塞言路,又以政治大清算和其他各式各樣的秋後算帳,對不同意見者、講真話者排斥打擊,乃至扼殺其生存權,形成社會恐怖氣氛。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要幹部講真話,卻又揚言要有「六不怕」的「精神準備」:

  「不敢講話無非有:一、怕扣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面上無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麼都不怕了。沒有精神準備,當然不敢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79)

  即使有人甘冒離婚和入秦城監獄的風險,也未必有機會講真話,更難建立「糾錯」的機制,這就是大躍進、文革和「維穩」一類「左折騰」的發生原因。

  著名小說家張賢亮多年前說:「1957年『反右運動』後尤其在『大躍進』中,說真話幾乎成了禁忌,虛偽到成了社會風尚,實事求是已經不可能,反映真實情況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險,除了極其個別的優秀分子,誰還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據《憂思與希望》)

  有消除恐懼的政治生態,才有「講真話」的清正風氣。國務院的《改革內參》發表署名文章,呼籲正視「免於恐懼的自由」。民眾「免於恐懼」,是文明社會的「要素」。

  競逢迎獻媚 背民眾意向

  家長制和「強化專政職能」,或反自由化和「問一問姓資姓社」,衍生獻媚逢迎的官場風氣和「極左的荒誕」,如「上海左王」柯慶施(1902-1965)瘋狂逢迎。其名言是:「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據官辦雜誌《風雨同舟》的〈上海王.柯慶施〉)


柯慶施


  「三分大話」的樣板,是上海馬橋公社水稻畝產十七萬斤的「衛星上天」。

   「四川左王」李井泉,也迎合毛的「放豐產衛星」:「要跳起來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奡N想把果子摘到手。」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論蘇共「無一男兒」,也觸及獻媚之害:「在那個長期形成的謊言充斥、真話絕跡的政治生態中,正直的人逐漸被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之徒所淘汰。」

  《晏子春秋》謂:「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後漢書.王符列傳》曰:「國以賢興,以諂衰。」《貞觀政要》告誡要防範「讒諛競進以求媚」。當今整頓吏治,自應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