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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有蘇東波 成為新燃爆點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3.6.20,A21版
上網:2013.6.30

 

  關鍵內部講話,一男兒,蘇共垮台,蘇聯解體,制度弊端, 極權主義,三自信,嚴控思想

  相關人物:斯大林,赫魯曉夫,葉利欽,資中筠,胡德華

 
圖11991年,葉利欽獲民眾支持,粉碎819政變,加速蘇聯解體。網絡圖片。
 

  北京極左派的「大批判」,圍繞對毛的「歷史評價」,轟擊憲政論和普世價值等,也觸及蘇東波:蘇聯東歐共產黨政體崩潰、人民追求自由的波潮【1】。其中,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引起大爭論,成為網絡大戰的新燃爆點【2】。

  論戰關乎新總書記的一一一七講話、南巡講話(2012年)和一五講話(2013年)。

  講話提出「三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兩個不能」,強調2M即堅持馬(Ma)主義、毛(Mao)思想。摘要在《人民日報》等黨報刊出,但有「重話」並未發表。


  怨思想失控 嘆無一男兒

  有些「重話」由聽講者傳出來,有的黨官則在回應的文章透露一點訊息。

  在去年12月的廣東南巡,習氏於8和10日考察廣州戰區【3】,向師以上高幹發表「內部講話」,發出「強軍」號召,也提及蘇聯解體。傳有此「重話」:蘇共垮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否定列寧、斯大林,搞歷史虛無,思想搞亂了,未嚴控思想意識,以致為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所乘。我們要加強思想意識的工作,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都堅決聽黨的話,跟黨走。

  他還說,在危急中「竟無一男兒」,沒有什麼人出來抗爭;對蘇共的垮台,「感到非常痛心」(大意)。

  「重話」傳得很廣,《炎黃春秋》2月新春座談,有觸及蘇共垮台的「針對性」發言。

  對於1991年8月蘇共解散、12月蘇聯解體,政、學界有兩種「有代表性的感想」。一是對蘇共垮台感到可惜,一是說垮台促成「人的重新解放」。有人說,對蘇聯解體很痛心;有的則說,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下,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共產黨領袖)亡命,是可喜的蘇東波,人民重獲自由。

  儘管「感想」不同,大都正視「一黨領導」體制弊端,是蘇共垮台、蘇東波出現的最主要原因。過份強調意識形態失控並伸延到現在要強化維穩,不能使人信服。

  在《炎黃春秋》2月座談,資深外交官、國際關係學者資中筠認為,「總結蘇共被替代的歷史」,不應「不管蘇共怎樣傷害了俄羅斯民族的元氣,傷了多少人」,只想到「維持某個王朝繼續下去」。

  她說:「從推動歷史進步的角度來看,蘇共黨員和軍隊的覺悟挺高的(按:指支持葉利欽),他們有進步的思想。如果從忠於王朝這個角度來說,就會責備蘇共為什麼沒有忠貞之士。」【4】

  改革家胡耀邦之三子胡德華,也談蘇共的垮台。


  蘇共失政權 怎可怨美帝

  6月17日,北京官方中華網等發布的「胡德華發言」,稱是4月13日在《炎黃春秋》聚會時的發言。「4月13日」諒是誤傳。從2月座談「簡版」(摘要)來看,或是2月發言的「詳版」。

  胡德華說:「中央同志對蘇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蘇聯人民在危機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我想說如果蘇共真是像它所承諾的,是全心全意為蘇聯人民服務,……垮台確實值得悲傷。」【5】

  接著他說:「現任俄共的總書記久加諾夫認為,蘇聯共產黨的垮台,源於蘇共對於政治權利的壟斷,對於經濟和一切資源的壟斷……。我覺得垮台就……值不得大家悲傷。」

  這兩段發言,除《炎黃春秋》刊出的「簡版」刪去第一句「重話」,其餘都差不多,故本欄判斷是2月的發言。

  胡氏認為,蘇共垮台是「蘇聯人民拋棄了蘇共」。他說:「我們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蘇聯的領導人背叛,埋怨蘇聯人民沒信仰,埋怨帝國主義的顛覆,而唯獨不從內因查找問題。這對嗎?這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嗎?」

 
圖2,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是1990年德國統一的前奏。網絡圖片。
 

  遭人民唾棄 蘇共垮台了

  極左派為斯大林洗脫罪過,反覆強調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說蘇聯人民「熱愛社會主義制度」。此說並不能解釋蘇共垮台的主因,是美帝「收買一小撮人」的西化顛覆。

  1990年7月的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綱領性聲明〉,稱「放棄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壟斷主義」;二十八大後,蘇聯宣布終止「一黨領導」,實行多黨制。這兩項決定,在蘇共黨內或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均獲高額支持票,後者的支持票超過七成五。在最高蘇維埃,八成以上是蘇共黨員。

  再如葉利欽(1931—2007)在二十八大後退出蘇共,以無黨籍人士身份競選蘇聯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獲得超過五成七的選票,成為總統。

  在多黨競選中,原蘇共左翼的久加諾夫,在組成新的俄羅斯共產黨後競選,得票僅有一成,是政界的「一小撮」。這個「活生生的事實」,突顯蘇共已淪為少數派,並未獲得「大多數人民支持」。

  1991年,蘇共僵硬派亞納耶夫(蘇聯副總統)與軍方、克格勃(按英文譯音,KGB即國安會)頭子組成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八一九政變」,國防部長派部隊圍捕葉利欽,民眾卻挺身而出保護他,終使政變流產,加快蘇聯解體。

  假如蘇聯當時的狀況,是北京極左派說的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熱愛社會主義制度」,怎麼會「觀望」一個政權的消亡,或者挺身而出支持脫離蘇共、打著「反極權、反特權、反官僚」旗號的葉利欽?


  歐亞都變天 只剩下五個

  極左派的「解說」,也不能解釋東歐共產政權全部崩潰,連亞洲的蒙古等也「變天」(柬埔寨比蘇聯早變天)。全球只剩下中、朝、越和老撾、古巴,仍維持原政體。

  在所謂「社會主義蓬勃發展時期」,亞、非、拉的許多在野共產黨,依毛澤東的世界革命論、階級鬥爭論展開游擊戰。在蘇東波出現後,竟也走向滅亡之路。

  在毛澤東推動文革十年間,緬共號稱「堅強的戰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簡稱共運)的三大正統馬列黨之一。阿爾巴尼亞(Albania)、緬甸(Burma)、中國(China)的共產黨,有所謂「共運ABC支柱」之稱。這樣僵硬的正統馬列黨,終於消失於地平線上。

  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野的紅色游擊隊,失敗的根源在體制弊端,在於一小撮當權者「不把人當人」的暴力控制。特權化和反人性、反文明的政黨,得不到民眾的實質支持。


  一黨制弊端 物極則必反

  避開或淡化「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無法解釋蘇共垮台和蘇東波的出現。

  對於體制的弊端,本欄的解讀是:

  第一,實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執政黨專政,高度集權和家長制(蘇聯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布列日涅夫,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在個人專權、個人崇拜和政治大清算之下,沒有黨內民主,更無社會的法治和民主、自由,只有一小撮人的特權。

  第二,斯大林(1879—1953,1924-1953當權)及其繼任者的社會管理,是恐怖主義的暴力控制。從全盤集體化到大批判、勞改營,都是強制人民絕對服從的標記,如同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F. A. Hayek)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所言,蘇聯的極權主義通往奴役之路,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主義,排斥自由和人道主義。

  第三,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導致社會生產力落後和物資匱乏。這種命令經濟衍生的「短缺現象」,使民眾生活艱困。

  第四,蘇共對「兄弟黨」實行坦克霸權主義,東歐共產黨不聽從莫斯科指令,往往有兵臨城下之危。較多人了解的,有1956年布達佩斯事件、1968年布拉格事件。60年前(1953年6月17日)蘇軍坦克在東柏林鎮壓東德人民遊行,許多人則未必了解。

  蘇共的體制弊端,造成社會災難,深積民怨。赫魯曉夫(1894—1971)在1953—1964當權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起兼任部長會議主席),發起反個人崇拜的活動,清算斯大林罪過,讓政治、文化界出現短暫的「解凍時期」,但在他之後的布列日涅夫(1906—1982)在1964—1982當權時,強化高度的集權和專政職能,特權主義和官僚貪腐加劇「社會矛盾」。

  沒有民意的執政黨,無法避免「兵敗如山倒」的結局,此即中國歷史典籍的「警示」:物極則必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只怨「西化滲透」,是神化了美國。

 

 註:

 1, 關於「蘇東波」的分析,請參閱丁望(編著):《蘇東波:蘇聯東歐改革波潮論析》,遠景出版公司(台北),1997年8月。本書收入下列北京、東京、香港和台北學者的研究論文:蘇紹智、毛里和子、饒餘慶、丁望、林慰和趙春山、畢英賢、張旭成等。
 1997年之後,北京學界也出版了一批分析蘇東解體的著作。

 2,北京學界分析蘇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多著力於制度弊端包括特權主義和幹部腐敗,如:(a)高放:〈政治體制延誤改革導致蘇聯滅亡〉;(b)黃葦町:〈深入反腐 取信於民〉,學習時報(中央黨校周報,北京),2013年5月20日第12版,作者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腐敗是對執政黨形象和執政合法性的最大顛覆。蘇共的垮台,與其腐敗導致的喪失人心分不開。」

 3,本文在《信報》發表時,「廣州戰區」被誤排為「廣州軍區」。「廣州軍區」轄廣東、廣西、海南三省軍區和廣州警備區;「廣州戰區」是指廣州軍區內處於戰備狀態的軍事區域,主要指南海軍區和南海艦隊,涉及南海諸島對越南、菲律賓的戰備。

 4,《炎黃春秋》月刊(北京),4月號頁2。
 5,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1/38/84/0_1.html

 

 

 

 

本網編者按:

  作者於6月20日在〈思維漫步〉專欄發表〈為何有蘇東坡 成為新燃爆點〉,在6月25日〈中國21〉欄發表〈極左派批西化 迴避民心向背〉,現作者將兩文合併為一篇文章,略有刪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