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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要兩次講話 北京政局左轉

丁望

原載:信報2013.5.30
   時事評論版(A19版)
   思維漫步 專欄

  關鍵詞:總書記,兩次講話,一五講話,兩個不能,極左派,大批判攻勢,政局左轉,反自由化
  引用歷史典籍:
  猛風飄電黑雲生,霎霎高林簇雨聲(唐.韓偓:夏夜)。
  窮則變,變則通(易經.繫辭)。

  新任總書記的兩次講話和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引發極左派的「大批判」攻勢、極毛派神化毛澤東的山寨版活動,令人感受到政局左轉的「風雨」:「猛風飄電黑雲生,霎霎高林簇雨聲。」(唐.韓偓:夏夜)

  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日前發表記者邁克爾.謝里丹(Michael Sheridan)的文章〈北京機密文件暴露習近平微笑背後的鐵腕〉(Secret Beijing memo reveals hardline grip of Xi the Smiler),稱習氏有推行反自由化的「強硬」舉措,使「外界對政治改革的幻想」消失。

  突顯「強硬」形象的兩次講話,一是講於2012年11月17日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二是2013年1月5日對新進中委、候補中委的講話(下稱「一五講話」)。

  對兩次講話的宣傳,是極左派「五月攻勢」的一個內容。社科院黨官日前發表關於「一五講話」的「學習體會」,稱它是「促進全黨警醒具有重大意義的講話」。

  梳理兩次講話,是思索北京政局左轉的第一步。本文討論的要點:一是講話的主題和著墨點;二是改革開放不是受毛澤東的觀念影響或「指導」,而是對「左禍」的醒悟,對毛極左政策和反智、反科學傾向的反思。

  傾情於2M 說兩個不能

  兩次講話的摘要報道,較早前在《人民日報》刊載,有些「重要內容」並未透露。直至本月,中共黨史研究室黨官才透點風聲。

  對於兩次講話的主題,本欄的解讀是: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著墨於馬克思(1818-1883)和毛澤東(1893-1976)對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作用」。其中,「一五講話」涉及中共黨史分期、毛的歷史地位,提出「兩個不能」。

  中共建政後歷史分期的官方版本是:改革開放前時期(1949-1978)、改革開放後時期(1979-)。「一五講話」稱,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此即所謂「兩個不能」。

  其實質的意涵,一是不能否定毛的歷史地位,二是不能割斷毛與改革開放的「聯繫性」或「歷史連貫性」。

  改革開放史 適度淡化毛

  對於歷史分期,中共十八大或十八大前的相關文件是一致的,但對於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表述有差異。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2007年10月)的「報告」,稱改革開放是「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又稱,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個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主義、毛思想。胡氏並不迴避左禍和對它的反思。

  依據上述的表述,政界高層的「重要講話」、溫家寶內閣(2003-2013)的正式文件,提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都有「旗幟加3段論」的表述模式:「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包含馬主義、毛思想,但並不特別在「旗幟」後列出2M(馬克思、毛澤東)。

  十八大前,對改革開放時期的表述是適度淡化2M,不特別強調馬主義和毛思想,這是胡溫新政的一個特點。這是把改革開放與馬、毛的教條「劃清界線」。

  淡化2M,是因為馬主義和毛的思想、觀念,不能解釋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變革」。例如開放個體、私營經濟,違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即資本家剝削工人論(見《資本論》第四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審定標準中譯版,人民出版社,1975);開放私人僱工的政策,則與恩格斯的「僱工不超過八人」格格不入。再如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導致農耕個體化、人民公社解體(1984),「扳倒」了毛澤東極左的農業集體化理論、政策。

  反思左折騰 有經濟改革

  習氏對改革開放時期的陳述,與胡溫有差異。他的講話、文章經常是「言必稱2M」,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往往先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再接上「3段論」,成為「旗幟加5段論」。

  據中共黨官5月份的文章,「一五講話」還有這一句「重要的話」:「不能否定毛主席,否則會天下大亂。」這是指不能否定毛對改革開放的「歷史作用」,還是指不能議論毛左禍,不得而知。

  不過,「兩個講話」的摘刊和九號文件的下達,確使政局左轉。極左派圍攻文革遺毒論、憲政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回復造神的個人崇拜活動,以突出毛的權威地位。

  他們說的毛為改革開放提供「基礎」(政治、經濟、理論基礎),與事實不符。1979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實是反思「左的20年」(1958-1978)的社會變革。這是「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博弈,也是「解決全國人吃飽肚皮」的期望,與變通毛僵化教條的博弈。

  毛澤東留下的,不是什麼「基礎」,而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失敗和災禍的「歷史教訓」。一群從「左折騰」醒悟的改革家和冒生命危險的農民,從包產到戶「打開缺口」試行變通,終於開創了經改的大局,如《易經.繫辭》言:「窮則變,變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