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EBRITIES PRESS (HK)
  

 
 
 

裁量愛國愛港 切莫和尚打傘

丁望

原載:信報2013.4.11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15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3.5.16

  關鍵詞:兩制差異,法治,基本法,愛國愛港,一黨領導,和尚打傘,民間社會,秩序文化
  引述歷史典籍: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離婁)

  北京官員稱,參加2017年特首選舉者,必須是「愛國愛港」和「不對抗中央」。這種預設的參選門檻,引起港人的爭議。

  在「一國」屋簷下,北京官員提出「愛國愛港」和「不對抗中央」的政治期望,是政治的常態。

  但是,「一國」之內有兩制差異。最大的差異,是中國大陸實行「一黨領導」體制,官方的方針政策和施政部署,是按照執政黨的決定,甚至是權要的講話,這是「黨意決定一切」的模式。香港則是法治社會,公共治理和社會生活準則依據法律,在司法獨立下個人自由權受法律保障。香港的選舉,只能受香港法律約束,而不是北京已故要人的講話。

  上述的北京政治期望之引起爭議,還涉及另兩個因素,一是對於「愛國愛港」如何裁量(決)?法律的約束邊界在哪堙H二是誰有裁量(決)權?是香港的法院還是北京的官員?

  在法治社會 依法律行事

  北京官員把「愛國愛港」定為參選門檻,是根據鄧小平在1987年對「基本法」草委的講話(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20)。在法治社會的香港,北京要人的講話沒有「必然的約束力」。北京官方還得透過法律程序如修改「基本法」,或由特區政府對選舉的立法,形成法律文本的約束力。「基本法」或有關選舉的本地法例,如無相關的門檻限制,是不可能有法律的約束力。

  「基本法」第11條規定,香港的制度和政策依據「基本法」;第18條規定,香港實行的法律是「基本法」和第8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在香港法律之外附加政治門檻,是行不通的。

  透過立法或修法附加門檻,可能引起社會更大的爭議,未必形成社會共識。

  其因之一,是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愛國愛港」或「愛國愛黨」的意涵有很大差異;其因之二,是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愛國愛黨」之類的裁量,沒有法律的準則,導致當權者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

  港人是真正的愛國愛港者,認同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和中國傳統文化。港人既是七、八十年代投資中國大陸最大、促進經濟發展的族群,也對上十億同胞有濃濃的人文關懷,從九十年代對華東大水災災民的慷慨捐助,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最高捐款額,無不凸顯港人的人道情懷。

  港人更深愛生於斯長於斯、有充分自由和法治的香港,維護香港的法治、自由、廉政和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

  港人理性參與一些社會抗爭,如碼頭工人罷工、知識界等爭取真正的普選,都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權。即使有人提出或許是「偏激」的口號,卻不是「對抗中央」。把聽不進的逆耳話、比較激烈的批評,視為「不愛國不愛港」甚至扯到「港獨」,是無視香港有意見多元化的民間社會,也有長久的良好的秩序文化。

  當權者裁量 隨便編罪名

  對於以「愛國愛港」或「愛國愛黨」、「對抗中央」為藉口,打壓不同的意見、合法的權利,許多港人有戒心。

  這是因為所謂「愛國愛港」或「愛國愛黨」,其意涵缺乏法律文本的規範,其裁量(決)是大大小小當權者的政治意念,即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

  北京《炎黃春秋》三月號,恰巧有一篇涉及「愛國愛黨」者的遭遇,題為〈1957年公安部整風反右運動〉,是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根據解密檔案和「親身經歷」寫成的歷史紀實,凸顯「和尚打傘」之禍。

  它提到,在公安部被定為「右派分子」或「現行反革命」者,大都是受冤。其中,一批大學生在1949年前就做中共地下工作,都是「愛國愛黨」,因在1957年「鳴放」時說了刺耳的話被定為「右派分子」清算,它說:「他們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沒有半個字要推翻政權和要黨下台。」

  據清華大學解密檔案,朱鎔基在1949年前就學於清華時,參加中共地下黨主導的學運,是「愛國愛黨的積極分子」,1957年「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鳴放」,說了幾句真話而被指為「右派分子」。

  受法律規範 免惡性循環

  握「愛國愛黨」裁量權者,往往以「革命者」的化身掩蓋其醜惡的一面。《炎黃春秋》文透露,原公安部勞改局局長孟某(後升任青海副省長)把一位下屬「打成右派」,要受害者之妻充「性貢品」。

  公安部的冤案,與部長羅瑞卿有關,有些案件是他拍板的。1965年冬文革前,毛澤東要拉林彪一起打倒劉少奇,讓林及其妻葉群大整羅瑞卿(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方總參謀長),定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6年後,林、葉及其子林立果神秘逃亡,在蒙古境內摔死,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

  這種惡性循環,一直延續下來。以「不愛國愛黨」或「反革命」入罪,有太多的政治隨意性;有人羅織罪名以洩「打擊報復」的私欲,導致許多家破人亡的悲劇。這是北京當局仍需汲取的「歷史教訓」。

  實現真正的普選,是許多港人的期盼。特首的直選,自應立下符合法治原則的「規矩」,如《孟子•離婁》云:「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良法善治、規則(矩)約束,才能維護香港的秩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