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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與碎片化 雙非困擾未了

丁望

原載:信報2013.1.24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21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3.1.26

 

  關鍵詞破窗,破窗效應,碎片化,庸治,雙非困擾、公共品,蟻穴論
  引述歷史典籍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韓非子•喻老)。
  江河大潰從蟻穴(西漢•劉向)。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雖標榜「務實為民」,卻未就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跨境社會問題,如雙非產婦或雙非嬰、跨境學童、水客流竄(以下稱「雙非困擾」),提出短期緩解的方案或中期的政策取向。

  「雙非困擾」是早已存在的「破窗現象」,或曰「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 Effect),是前任「長官」遺留的大包袱,新一屆政府也未全面切實及時處置,積累的民怨甚深。「雙非困擾」暴露官方應對危機的碎片化,只以「頭痛醫頭」的小動作敷衍民意,缺乏全面、有效的解決方案,自也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機制。

  雙非婦賴帳 是破窗效應

  破窗效應是「破窗論」(Broken Windows Theory)分析的一種社會現象。此論源自美國學者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和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的研究論文〈破窗〉(Broken Windows)。

  論文發表於1982年。其立論的根據,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在1969年的實驗:破窗與偷竊的關係。

  「破窗論」原是關於防範犯罪的理論,後來應用於社會公共治理、企業管理等方面。

  本欄以通俗的文字,解讀「破窗論」:建築物如出現殘破的窗戶,應盡快修理好,並發揮其防範「外來物」侵害的功能。否則窗戶可能因風雨(外來物)的侵蝕而損毀乃至墜地,也可能招致小偷(外來物)入屋偷竊,這就是破窗效應。

  就社會公共治理而言,一個政府的庸治,往往衍生破窗效應,且日益嚴重。在香港,破窗效應的「典型」之一,是多年前,雙非婦在公立醫院產嬰、賴帳,後來「老賴」越來越多,以致公立醫院有數千萬港元的呆帳。

  雙非產婦硬闖關、雙非學童跨境上學、大陸水客「攻陷上水」,都是香港人熟悉的破窗效應。它造成失序、亂序和公共資源「外耗」。

  居民非居民 邊界模糊化

  對於破窗效應的根源,本欄的詮釋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本地居民與非本地居民的邊界模糊化。

  本欄早就呼籲官方正視居民邊界模糊化,建立以本地居民為本位的施政理念,避免公共資源的不合理「外耗」。

  2011年5月5日,本欄發表的〈香港應截超生游擊隊〉,論及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品」:「公共品的公平性,建於公民(或永久居民)與非公民(非居民)的量化邊界(西方有居留權者居住滿多少年可申請公民資格的量化標準,香港也有這種邊界),這是全球通行的規則。公民與非公民能否享用公共品,是有差別待遇。就個人權益與社會義務平衡而言,這是公共資源的公平配置。」

  雙非產婦、雙非學童不斷湧入香港和官方的默許,導致居民邊界模糊化,本來應該用於本地居民的公共資源(即「公共品」如醫院、學校),被雙非居民佔用,造成香港產婦難求一張產床,新界北區的香港學童難得一個學額,不少人被迫跨區上學。

  在「雙非」佔用產床、學額的同時,公共資源「外耗」的乘數效應更不可忽略。產後的衛生服務、公共交通措施、邊境海關人手的增加等等,都有賴港人共同負擔的公帑。對於港人而言,他們面對的乘數效應,還在於跨區上學的金錢、時間、精力負荷。

  高官不負責 忽略承載力

  根源之二,是政府的庸治:高官的不負責和應對危機的碎片化。
破窗效應與「雙非困擾」長達六、七年,上屆政府並未及早正視和有效應對,暴露「長官」的不負責任、問責制的虛擬化。

  前任「長官」沒有深刻了解和正視香港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沒有把「雙非」衍生的破窗效應視為「社會深層次矛盾」,反而呼應利益集團的「婦產醫療產業化」之說。對於雙非產婦來港產子持放任態度;對雙非學童跨境上學積聚的民怨,也是聽而不聞;對於水客流竄造成的車站亂象、對本港居民生活造成的不便,亦並不關心。1月22日,「林行止專欄」對此「長官」有中肯的評論:「走馬上任時吹口哨之餘尚奢言『玩鋪勁』,原來『勁』不在公務政事的推展,而在與豪客遊與權貴周旋酬酢的飲酒作樂上。」

  套用北京的流行術語,「長官」把精力投放於「傍大款」,未用心化解市民的「雙非困擾」,導致破窗效應加劇。

  本屆政府亦未著力化解「雙非困擾」。在上水居民抗議「水客滋擾」和其他市民請願之後,官方才有一些小動作,突顯危機處理的碎片化;沒有從法律、制度、秩序文化入手,提出有效的全盤解決辦法。對雙非學童跨境上學,則仍持放任的取態。

  高官的不負責任、舉措的碎片化,關乎缺乏科學的人口觀和社會承載力的意識,這是破窗效應的第三個根源。

  前任「長官」把雙非嬰視為日後人口老化的「扶老」生力軍,是沒有計量分析的想當然。還有高官放任跨境學童上學,視為「避免殺校」之道。這都是不顧社會承載力和民意之舉。

  西方的「破窗論」,與中國古代的「蟻穴論」相似。《韓非子•喻老》謂:「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西漢政治家劉向(前77-前6)云:「江河大潰從蟻穴」。當今的香港市民,要有「蟻穴潰堤」的憂患意識。面對「雙非困擾」和官方庸治,要為護衛家園、維護合法權益而吶喊,不要在沉默中放棄表達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