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釣魚島風波，令中日外交陷於僵局。北京等地的反日示威，亮出標語：「中國出兵血洗東京」、「立即出兵不惜一戰」；媒體的時評，有強烈的「出戰論」。海外的一些評論，則稱「中日即將開戰」。

　　對於中日紛爭的態勢，本人的觀察是：「仍在各自可控範圍之內，並未陷入戰爭邊緣」（本報9月24日〈中國21〉文〈中日紛爭：仍在可控範圍〉）。透過談判化解僵局，是雙方殷切的期待；戰爭是代價沉重的博弈，不是雙方的「第一選項」。

　　「愛國激情」可噴發「不惜一戰」的豪語。在權力金字塔頂的政治人物，獲授權指揮軍隊的將領，卻少有因怒而戰。《孫子兵法•火攻》云：「非利不動，……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按：指惱怒）而致戰。」釣魚島風波還不是「國家的大危機」，透過對話可望緩和「緊張關係」。

　　有和約共識　不動武原則

　　中日能否平息釣魚島風波、化解外交僵局，關乎錯綜複雜的內外因素。其中，中日的「非戰約束」、美國是否扮演「非戰角色」，是最應關注的因素。

　　探討釣魚島風波、中日外交、戰爭與和平，得以解構視角，先分解中日外交的法理框架、政策結構、利益集團和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hip）結構、決定戰爭與和平的法定程序結構（據八二憲法第62條14款，「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是人大的職權，需經人大通過的程序）等，不受「愛國激情」的「社會氛圍」感染、走出「不惜一戰」的語境，為中日官方釋放的政治符號解碼，再分析戰爭與和平的抉擇。

　　本文述評與釣魚島有關的外交法理框架。

　　中日外交的法理框架，有四大支柱：1972年關於建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下稱「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下稱「和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其中，「和約」是經各自國會通過的正式外交法律，其餘是關於高層會談的外交文件。

　　〈中日聯合聲明〉於1972年9月簽訂於北京，簽字者是中方的總理周恩來、外長姬鵬飛，日方的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

　　「聲明」的第6項，把和平共處5項原則（含「互不侵犯」）確定為「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並表述如下的共識：「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和約」於1978年8月簽訂於北京，簽字者為中方的外長黃華、日方的外相園田直。10月，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問日本（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總理為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參加「和約」互換批准書儀式。

　　「和約」只有5條，約一千字。「內核」在第1條的1款和2款。前者把和平共處5項原則，定為「發展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後者寫入不動武原則：「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這是把6年前的「聲明」第6項搬去，只改動幾個字（「建立」改為「發展」）。

　　在紀念「和約」締結30年的招待會（2008年10月24日），胡錦濤強調「和約」的法律地位：「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為中日……確立了和平共處、世代友好的大方向，確認了中日聯合聲明提出的各項重要原則。」

　　重要原則的「重中之重」，就是不動武原則，本欄稱為「非戰約束」。

　　小平說擱置　少說釣魚島

　　「非戰約束」與中日老一代的「擱置爭議」共識不可分割。

　　在訪日記者會上，小平回答「釣魚島問題」時稱，在建交與「和約」的談判時，「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他強調：「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鄧小平年譜》）。

　　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的對日外交專家張香山，在一篇回憶錄中透露，1972—1978年中日擱置釣魚島爭端的事實：「領導人會談時雙方對此只說了一兩句話，而且都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放下來，不宜多說，否則就要耽誤復交的大事。」

　　建立「擱置爭議」共識的中方關鍵人物，是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胡溫新政時期（2003—），緩解東海風波就是遵守此共識。

　　扮非戰角色　不加油煽火

　　中日雖受到釣魚島風波的困擾，但有冷卻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走向全面談判之路的機會。中日外長於9月26日在紐約會晤，各自表述立場。一次會晤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成果，但走出持續磋商釣魚島風波的一步、尋求息滅釣魚島之火的途徑。

　　日本內閣更迭頻仍。預料中方有耐心等待「換馬」和政局之變，等待回歸「擱置爭議」共識的時機。中方對日的「經濟施壓」（從嚴查商品過關的「小動作」，到稀土限銷的「戰略舉措」），對日本經貿的負面影響諒會加深，使中方「等待」的時間可能會縮短。

　　中日化解僵局，還有賴於美國扮演「非戰角色」，既不介入釣魚島爭議，更要在促成中日對話中顯現「活力」，維持地區的和平格局。就美國全球戰略利益而言，美方的取向是樂於見到中日和平對話，而非在釣魚島風波中加油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