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九遊行」的訴求，是排拒紅色化的「國民教育」，因而有「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和「重新諮詢」的口號。官方缺乏回應遊行者的誠意，未正視許多人對「指引」的疑慮。教育、學生團體（以下稱「教學團體」）和家長關注組表示，將有第二波行動。

　　教學團體對紅色化有憂患意識，是基於維護香港的思想、言論自由。但是，罷課罷教並非社會抗爭的「必然選項」。寄語教學團體行止有度，審慎權衡，思索《易經•艮》之「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社會成本高　可能積民怨

　　教學團體正諮詢教師、家長和社團，討論「七二九遊行」的後續行動，在9月開學前決定是否發起罷課罷教。

　　這種諮詢、溝通的方式，有助於了解主流民意。

　　本欄之認為罷課罷教不是「必然選項」，是因為此舉會造成家長、學生、市民的不便，並因此產生逆反效應。

　　許多中、小學生的家長要上班，學校不只是子女受教育的平台，也是人身安全的保護傘。教師罷課罷教，將使他們深受困擾，可能衍生怨氣。

　　學校如讓學生返校，而教師罷課罷教，亦不妥當。學生不上課，浪費時間，荒廢學業，造成日後課程銜接的壓力。學校收了學費，教師拿了薪金，卻讓學生停下課業，道義上說不過去。

　　學生如停課，相關的交通、膳食類行業，經濟利益將有損失。

　　全面罷課罷教，是社會成本很高的行動，主導者承擔的社會風險不小，因停課造成的不便可能衍生民怨，形成逆反效應，這是教學團體不可掉以輕心之處。且聽《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的一句話：「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可移情投影　試民間模式

　　教學團體的罷課罷教激情，宜有「移情投影」的轉化，把排拒「國民教育」紅色化的激情，轉移到民間模式的「國民教育」試驗。

　　在不罷課不罷教的前提下，每周六舉辦半天的試驗。試驗的內涵是：

　　一，討論官方「國民教育」的「指引」。在家長、學生參與之下，教師導讀「指引」，然後大家討論它引人疑慮之處、有無紅色化的趨向、如何修改。

　　二，「講新聞議國事」。由教師選取一、兩項新聞作為「切入點」，再由新聞伸延到當代中國（1949—），觸及60年的歷史、政策，分析相關的事物，以啟發學生辨別真假、思考事物的能力。

　　三，述評普世價值。在「講新聞議國事」中，兼及香港制度優勢、普世價值、香港精神的述評，讓學生在了解真相、討論事物中，對價值觀和「護衛家園」（特別是維護思想、信仰、言論自由）的認知。

　　「講新聞議國事」的實例之一，近期華北、華東、東北水災，教師可講讀幾段相關的新聞，接著伸延到當代中國的三農、生態災害，分析水旱災害頻仍之因，當政者在水利、救災、吏治等方面的得與失。

　　實例之二，今年是5月大逃亡五十周年，教師可講述大陸居民逃往香港的事實，分析飢餓大逃亡的社會背景，觸及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五年大飢荒（1958—1962）及三千萬人餓死的悲劇；也觸及港人對逃亡者的人道關懷。

　　民間模式的「國民教育」，是讓學生了解當代中國歷史的真實，並展開自由討論。

　　歷史是抹不掉、也扭曲不了的「存在」。民間的「國民教育」，著力於再現歷史的「真實」、理性客觀的分析，對任何政黨和政治人物不刻意貶抑。官方的「國民教育」如果違背事實盲目「歌德」，在個人崇拜的亢奮中推行愚民教育，將使社會更需要民間的「國民教育」。

　　上述的短時間試驗，當然要有校方、教師、學生、家長的共識和參與，只要有三幾間有使命感又有師資培訓的學校能試一試，就可以摸索出一些經驗，讓香港的民間社會有參考「樣品」，並與官方資助的「手冊」作比較。 　　

　　有民間社會　護自由制度

　　包含獨立傳媒和壓力團體的香港民間社會（又稱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有長期、紮實的基礎。民間模式的「國民教育」試驗，是可以產生社會影響力。

　　一方面，在官方拒絕對「指引」重新展開公眾諮詢之下，讓更多人深入了解「指引」的「真貌」，並在了解中理性判斷是非；另方面，以面對歷史真實的「國民教育」傳授知識，又以比較、述評的方式介紹普世價值、香港精神，可擴大學生視野，增強民間社會的活力。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 1770—1831）的《法哲學原理》謂：「市民社會是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階段。」香港的民間（市民）社會，介乎政府與家庭之間，與家庭成員的核心價值觀和利益訴求息息相關。不少和平請願、規模較大的社會抗爭，是在家庭和Facebook「孕育」。從關於「雙非婦」的香港孕婦上街遊行、關於保護烏溪沙天然海灘的馬城抗爭，到涉及「國民教育」的「七二九遊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面對官方的不負責任（對「雙非婦」的放任政策）、誠信缺失（僭建、房事件）、處理危機「滯後」（膠粒事件），香港民間社會爭取知情權、監察權的訴求，將更強烈。在「國民教育」方面，民間社會無疑應有實實在在的參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