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的「七二九遊行」，有九萬人參加，是發起者原來估計的九倍。遊行的開路大標語是：「爸爸媽媽站出來，齊來喝停國民教育。」

　　這是與過去不一樣的和平請願。不同的是：遊行的啟步，有嬰兒車陣；大量的年輕媽媽、爸爸與小孩一起上街，還有許多小學生和中學生。這是熱汗濕透的「烤遊」：烈日下似火烤的遊行。

　　在酷熱的烈日之下，本人在馬路旁站立三小時，觀察「七二九遊行」，並拍攝「場景」。現場的感受，是遊行者的步履沉重，每走一步都揮汗；爸爸抱著小孩、媽媽推著嬰兒車緩慢而行，踏出的是愛的腳印：深愛自己的孩子和香港的後一代，期望他們不受愚民教育。

　　重教育環境　要救救孩子

　　「七二九遊行」是理性、平和的請願。遊行中高呼口號的時段不多，更多的「場景」是沉默緩行。

　　這是訴求單純的請願：撤回國教科，重新諮詢。

　　「七二九遊行」，是汗水與母（父）愛、親情、社會關懷交匯的行動。爸爸、媽媽和嬰兒車乘載的，是社會良知：護衛家園（維護香港的思想、信仰、言論自由），讓小孩有良好的教育環境。遊行中顯眼的標語「救救小孩」、「不要謊言」、「不要洗腦」，正是母愛的流露，也突顯重視教育環境的執著。

　　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把這句話移置於當今的語境，可解讀為：人的本性相近，但受教育的機會、教育的環境不一樣，會使人的素質有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後來儒家學者說的：「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三字經》有「昔孟母擇鄰處」之說，《列女傳》有孟母三遷的故事，給後人留下關於教育環境的啟示。

　　遊行者對教育環境的憂患意識，與儒家的教育觀有親緣關係。

　　對教育環境的關注，對「被洗腦」、「染紅缸」的焦慮，促使許多人上街請願。這是多元化民間社會常見的社會抗爭，不應上綱為「反中央」，香港施政者有責任釋眾疑、解民怨。

　　有六大困惑　拒政治說教

　　官方推行「國民教育」引起社會抗爭，絕不能抱怨傳媒的「曝光」或「政客煽動」。施政如果有充分的正當性和民意的認受性，市民豈能被「煽動」、無事找事吵？

　　《管子》謂：「令而不行則令不法。」又說：「令順民心，則威令行。」就官方的「國民教育」而言，政令之受到許多市民抗拒，是因為政令不符合法度（兩制的差異、民意接受的程度）；官方能消除民慮、順乎民意，才能建立政令的權威。

　　「國民教育」的爭議，是上屆政府以「長官意志」行事、一意孤行引發的，如同「雙非婦」對社會的困擾，積怨已深，而近期一連串的高官醜聞，如涉嫌「貪食」、知法犯法僭建和房，或涉嫌貪污（廉政公署正調查），更令政府和高官的誠信備受質疑，形成民眾對政府疏離化的疊加效應。

　　公信力低的弱勢政府，政策認同的凝聚力甚弱，要以公權力強制推行有爭議的「國民教育」，自不可能順暢。

　　官方要推行「國民教育」，得減低或消除抗爭者的疑慮。抗爭者的疑慮，或可以「六大困惑」歸納。

　　一，「洗腦困惑」。官方的「國民教育」指引過份強調「愛國感情」、「領導人」的功績和「愛國評估」，被認為有政黨崇拜、個人崇拜的「染紅缸」意圖；官方資助的「手冊」之類，對當代中國（1949—）的歷史有許多扭曲，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政治教育」宣傳品，令許多市民有「洗腦」式愚民教育的質疑。

　　二，「愛國評估」困惑。「國民教育」附加的「愛國評估」（愛國感情的評估），是否能量化（打分）？這種評估，是否導致大陸式的「走後門」或「說謊」？是否會使學生「道德滑坡」？

　　三，社會不公平困惑。官方如把接受「國民教育」界定為在學公民（港人）的「義務」，那麼高官子女在英國等地留學、富家子女在國際學校讀書，是否未盡「義務」？就「義務」而言，這種差別是否導致社會不公平？

　　四，族群和諧困惑。「國民教育」強調培育「國家認同」、「愛國感情」，是否適合少數族裔居民？香港是國際大都市，有不少居民是英國或亞洲諸國的後裔，他們有自己的祖國和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對他們能否強求一致？

　　五，兩制邊界模糊困惑。在「一國屋簷」下，港人要遵守基本法中的「一國原則」，但「國民教育」也得正視兩制的差異，不能「趨近」大陸的「政治教育」模式。

　　六，準備不足的困惑。諮詢不足，師資培訓、教材編寫和資訊支援不足。

　　先緩期一年　再諮詢溝通

　　面對社會抗爭，官方應適度妥協，建立對話、溝通的空間。

　　當務之急，是把「國民教育」的推行至少緩期一年，期內重新展開全面的諮詢，舉辦專家聽證會，公布官方參考教材「樣品」，公示所有「國民教育」的資助項目。

　　「國民教育」能否全面推行，關鍵在於教材「樣品」是否尊重事實，不是「政治教育」模式的產物，並為多數市民接受。

　　官方要從「只爭朝夕」的亢奮中「冷卻」下來。退一步，不會天塌下來；強要「如期推行」，必有更多的公民抗命行動，欲速不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