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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國民教育 豈能迴避極權

丁望

原載:信報2012.7.12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21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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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官方推行學生國民教育,正如「林行止專欄」說的「本來無足非議」(見〈一念匡國康民 轉念禍港傷生〉,信報7月10日A18版),卻積下民怨。主因之一,是一些教材和手冊,對當代中國(1949-)的述評脫離事實。教材讚美的人民民主、工農群眾當家作主、民主集中制和「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引起社會爭議,就是因為與事實有出入。

  「林行止專欄」對這類教材之弊,有中肯的論析,認為「自己亦未必相信亦可能並不透澈理解的觀點」,無法說服港人。

  通識教育的推行和教材的編寫,必須尊重事實,以客觀比較的視角分析。通識教育是傳授知識、培育學生獨立思考和分析事物的能力,絕非政治宣傳、愚民教育。

  關於當代中國的國民教育,要回歸事實、回到「原典」。回到「原典」,是指追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所謂「經典論述」,了解「一黨領導」體制的「原旨」。

  不久前,本人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議題涉及政治體制、權力觀、政治精英。本人論述了「一黨領導」體制的理論框架。現將其中一段摘要如下,供討論國民教育教材的參考。

  鼓吹暴力論 權力不分享

  中共的國家說、權力觀和政權職能論,深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簡稱共運)的影響;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中共一直擁抱「無產階級專政論」。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修改(部分)通過的黨章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項原則」包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人民民主專政」等。

  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執政黨專政。這就是趙紫陽(1919-2005)說的「一黨領導」體制。

  中共的「一黨領導」體制,源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專政論。

  馬克思(1818-1883)狂熱歌頌1871年的法國巴黎公社,宣揚只存在72天的無產階級暴力統治。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他就提出「工人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他有一句話,成為共運口號的「經典」:「暴力是替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接生的產婆。」
  
  恩格斯(1820-1895)接過馬克思的暴力論,說:「暴力是社會運動藉以開闢道路並破壞死硬化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

  列寧(1870-1924)在1917年寫的《國家與革命》,以暴力論建立在共運史上的「經典」地位。它宣揚馬、恩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把國家稱為「用來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組織。」

  無產階級專政論是暴力論,也是權力獨佔論。無產階級(實指號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同其他階級分享權力、在政權中處於平等地位。這是共運的權力觀「內核」。

  繼列寧之後,斯大林(1879-1953)強調:「國家首先是一個階級反對其他階級的工具」,「紅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他控制蘇共期間(1924-1953),實行個人專權的恐怖、暴力統治,建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命令型的計劃經濟體系。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在《通往奴役之路》,論及斯大林政體,稱它是通向奴役之路的極權主義。

  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 1921-)說,斯大林模式包含「防範式恐怖」:「在社會各階層(包括權力機構中的所有環節)充滿恐怖」,以達致政治的防範效應。

  一言堂家長 左折騰禍害


  毛澤東(1893-1976)的權力觀、政體論,比上述共運領袖的「專政力度」更強。在文革初期,他竟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並寫入中共「九大」(1969)文件。被「專政」的「階級敵人」,竟有他先後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和大批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模式的權力觀和無產階級專政論,可概括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模式加秦始皇專制。

  在毛澤東之後,中共中央自八十年代以來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快速;在胡耀邦(1915-1989)的大力推動下,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平反,減輕了政治恐怖氣氛。但是,中共的權力觀、政體論沒有「本質改變」,「一黨領導」體制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1904-1997)的家長制集權,排拒「黨內民主」,發生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非常態」的下台。

  趙氏的繼任者在1991年的「七一講話」,強調「階級鬥爭」仍存在、加強政權的專政職能,又提出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前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在回憶錄中透露:「有人想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為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變為名,……企圖開歷史倒車。」)。

  行命令政治 無人民民主

  習近平最近在《求是》發表的文章,重申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

  改革派學者、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國務院的《改革內參》發表評論,說:「長期以來……把國家政權系統作為執政黨的政治指令的工具。……甚至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由黨組織代行國家職能,在社會領域中,黨組織實際掌握各類社會組織的權力資源,全面運用權力意志來指揮甚至命令群眾。」

  在「一黨領導」體制和「命令政治」之下,何來人民民主、工農群眾當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