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8日中共重慶市「四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發表報告（以下簡稱「重慶報告」），觸及王立軍事件、英商尼爾•海伍德死亡案件（谷開來涉嫌「殺人放火」），更提及「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

　　張氏報告的「基調」，本欄歸納為二點。一是三個事件「給黨和國家形象帶來很大傷害，給重慶改革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必須「深刻汲取教訓」；二是把三個事件與重慶近5年的成績「區別開來」，而近5年的成績是對前10年的承繼和延續。

　　 提重慶報告　批弄虛作假

　　自3月15日薄熙來停職以來，官方除提及三個事件的負面影響，並未公開提及他在權力層面和「工作作風」的具體過失。

　　北京《炎黃春秋》5月號發表政改座談會紀要，議論重慶模式只觸及「文革遺毒」。本欄5月24日文〈十八大前議論 薄熙來小文革〉，認為座談會「未深入分析此模式的社會背景、家長制弊端造成的恐怖主義」。

　　針對薄熙來的地方家長制，上述拙文論析他的GDP亢奮，「脫離量力而行的軌道，……弄虛作假的浮躁風氣甚盛」；他的造神運動，「建立一言堂式的絕對權威」；其「專政訴求」，又「加劇社會的恐怖氣氛，形成家長制的威懾力」。有趣的「巧合」，是三星期後的「重慶報告」，也觸及家長制一言堂等弊端。

　　「重慶報告」提到：「堅決防止家長制、一言堂，堅決反對憑主觀意願決策、搞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大轟大嗡、虛報浮誇、弄虛作假等壞風氣。」

　　「重慶報告」提「反對」什麼時，雖未點薄熙來之名，實際是針對他在重慶5年的過失。對於「反對」的陳述，並不是個人意見，而是根據政治局關於薄熙來事件的相關文件，實是轉達政治局對薄氏的「初步結論」。

　　「重慶報告」除提及上述的「壞風氣」，還觸及重慶市黨政領導權。它說：「堅決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決防止搞『小圈子』、憑個人好惡用人」，「提高幹部工作透明度和選人用人公信度」。這是針對薄氏的用人唯親、結黨營私。

　　「重慶報告」也提及「刀把子」：「切實加強政法隊伍建設，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防止和反對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干預具體案件。」

　　從王立軍專橫於政法系統（民間私下稱他為「當代的來俊臣」，如同唐代武則天時代的酷吏）、薄氏以「唆使被告」為藉口使李莊繫獄（此舉違反律師法和刑訴法）、谷開來涉海伍德命案而受保護，可以「感受」到這段話對薄氏有很強的「針對性」。

　　薄氏落馬前，有北京文人稱他為「平西王」，其意涵是他如同清初的平西王吳三桂，獨霸一方，為所欲為，形成「半獨立王國」。中共中央如今把「重慶王」拉下馬，自有「削藩」之意。

　　以唱紅打黑　建重慶模式

　　北京的極左派和極毛派，一直讚揚重慶模式。重慶模式的「樣板」之一，是「唱紅打黑」。

　　發起群眾運動式的唱紅，是唱紅色歌曲、誦毛語錄。

　　這是回到文革政治鼓動的極左之路。打黑，雖有清黑幫除土霸、改善社會治安的施政訴求，但超越法律、制度的「非常手段」，以「長官意志」行事，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私有財產權。

　　就經濟發展、公共治理而言，重慶模式是應該理性思考、分析的。它關乎公共治理的合法性、正當性和民眾的認受性，也與官方「維穩」和民間「維權」的衝突有關。

　　解讀重慶模式的內涵，本欄嘗試跳出「唱紅打黑」的框框。

　　內涵之一，是個人化的強人政治模式。以神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活動、借事立威的「非常手段」，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職能，建立個人權威，形成推行政策和施政的強勢形象、政治運動式的社會管控。在長官意志下，法律、制度對當權者的約束很脆弱，甚至毫無約束力。

　　強人政治模式的治理，是走回文革式的「左折騰」之路。官方花大量金錢鑄毛銅像（有的造價500萬元），豎立於街道、廣場，以唱紅歌、念毛語錄、講紅色故事、傳江青樣板戲和「維穩手段」，營造「文革氛圍」，凸顯「專政威力」，令許多人感到面對左折騰和「造神」的恐怖；強制唱紅歌、念毛語錄，也令許多人感到個人生活自由受限制。

　　內涵之二，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模式。幾年來GDP的年均增長超過15%；2011年國務院的宏觀調控目標，是GDP增長8%，重慶卻高達16.4%，又是31省、市之首。高速增長，超出資源、環保承載力，不均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弊病畢現。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則有迫遷和「血拆」、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如廣種高價的樹木，塑造所謂「森林重慶」的形象，付出的財政代價甚大，地方債務平台的危機加重。

　　與文革不同的，是重慶模式不重複「窮過渡」（安於貧困過渡到「共產主義天堂」），而是略為改善民生，也改革一些城鄉制度如戶籍改革。政治監控的左手，與改善民生的右手並舉，正是重慶模式的一個特點。

　　自八十年代「財政分灶」以來，地方的「自主性」和「靈活性」逐漸增加，中共中央在一定範圍內寬容地方的「模式創新」，但不容許抵制「中央部署」的、變相的「半獨立王國」。

　　江蘇出現過仇和模式（蘇北治理模式，仇和現為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胡錦濤曾到蘇北考察此模式的實況，有肯定的表態。

　　對於重慶模式，胡、溫並無公開表態。儘管極毛派再三呼籲胡「到重慶去看看」，他在2008－2012年卻沒有「去看看」。他南下廣東多次，傳遞肯定廣東模式的訊息。保持距離的取態，可解讀為重慶模式「還沒有出生證」。

　　長期左折騰　民眾受害深

　　薄氏的家長制一言堂，並非始於重慶。在副省級市大連的任內（1992—1999市長、1999—2000市委書記），就實施家長式的管治模式，還涉嫌向外商輸送利益（與送子去英國唸書有關）；在遼寧省任內（2000—2004），也是專斷獨行，卻一直獲重用。他在地方政壇的崛起，是在八九學潮後的十年中，與「通天」的人脈有關。

　　家長制一言堂，是「一黨領導」體制的長期弊端。毛澤東時代就是家長制的統治模式。1953—1956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1957年的反右、1958—1960年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都是強迫命令、違背民意的政治運動。文革（1966—1976）更是一場浩劫。

　　「大躍進」的瞎指揮和「虛報浮誇、弄虛作假」（水稻畝產量只有200—300斤，竟吹成數千、上萬斤甚至170,000萬斤），釀成大飢荒，超過3,000萬人餓死；而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者」，葉劍英元帥的評估是超過1,000萬。他說，文革使全國「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第8頁）。

　　在毛澤東之後，家長制一言堂的弊端仍未消除。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有「文革遺毒」，這是地方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在他之前，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陳良宇，也是一言堂式的地方霸主。他們都以「強化專政職能」一類的極左手段，掩蓋其以公權謀取私利或「打擊報復」的真相。

　　高度集權制　個人崇拜狂

　　家長制形成的主因，是社會遠離法治軌道。毛澤東一類的大家長和地方霸主實行人治，以家長意志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行事。薄熙來在重慶「以言代法以權代法」，把法律當政治丫環。

　　家長制也與制度弊端特別是權力的「高度集中」息息相關。在集權體制下，權力的約束機制很脆弱，各級當權者特別是「一把手」實際不受監察，往往導致專斷獨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劉志軍在鐵路系統的「高鐵化」（只顧鐵路「高速化」而不顧人命安全），暴露了地方和部門霸主的「非制度化」。

　　家長制必衍生神化個人的個人崇拜，逢迎獻媚、拉幫結派、顛倒黑白、跑官買官、以權斂財，成了官場風氣。《國語•晉語》描述的「競諂以求媚」，《後漢書•賈琮列傳》所謂「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恰是「一黨領導」體制常見的「官場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