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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家長制 一言堂瞎指揮

丁望

原載:信報
   2012.6.21 A21版 思維漫步 專欄
   2012.3.12 A19版 中國21 專欄
上網:20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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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2012年3月12日,作者在信報〈中國21〉專欄發表〈左折騰大躍進 平西王不了情〉;6月21日,在〈思維漫步〉發表〈薄熙來家長制 一言堂瞎指揮〉。現將兩文合併略修改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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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群眾運動式的唱紅(唱紅色歌曲、誦毛語錄)。
網絡圖片

  關鍵詞重慶報告,重慶模式,弄虛作假,文革遺毒,左折騰,集權制,個人崇拜,一言堂
  評介人物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張德江,胡錦濤,陳希同,陳良宇
  引述歷史典籍
  競諂以求媚(國語•晉語)。
  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後漢書•賈琮列傳)。

  在6月18日中共重慶市「四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發表報告(以下簡稱「重慶報告」),觸及王立軍事件、英商尼爾•海伍德死亡案件(谷開來涉嫌「殺人放火」),更提及「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

  張氏報告的「基調」,本欄歸納為二點。一是三個事件「給黨和國家形象帶來很大傷害,給重慶改革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必須「深刻汲取教訓」;二是把三個事件與重慶近5年的成績「區別開來」,而近5年的成績是對前10年的承繼和延續。

  提重慶報告 批弄虛作假

  自3月15日薄熙來停職以來,官方除提及三個事件的負面影響,並未公開提及他在權力層面和「工作作風」的具體過失。

  北京《炎黃春秋》5月號發表政改座談會紀要,議論重慶模式只觸及「文革遺毒」。本欄5月24日文〈十八大前議論 薄熙來小文革〉,認為座談會「未深入分析此模式的社會背景、家長制弊端造成的恐怖主義」。

  針對薄熙來的地方家長制,上述拙文論析他的GDP亢奮,「脫離量力而行的軌道,……弄虛作假的浮躁風氣甚盛」;他的造神運動,「建立一言堂式的絕對權威」;其「專政訴求」,又「加劇社會的恐怖氣氛,形成家長制的威懾力」。有趣的「巧合」,是三星期後的「重慶報告」,也觸及家長制一言堂等弊端。

   「重慶報告」提到:「堅決防止家長制、一言堂,堅決反對憑主觀意願決策、搞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大轟大嗡、虛報浮誇、弄虛作假等壞風氣。」

  「重慶報告」提「反對」什麼時,雖未點薄熙來之名,實際是針對他在重慶5年的過失。對於「反對」的陳述,並不是個人意見,而是根據政治局關於薄熙來事件的相關文件,實是轉達政治局對薄氏的「初步結論」。

  「重慶報告」除提及上述的「壞風氣」,還觸及重慶市黨政領導權。它說:「堅決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決防止搞『小圈子』、憑個人好惡用人」,「提高幹部工作透明度和選人用人公信度」。這是針對薄氏的用人唯親、結黨營私。

  「重慶報告」也提及「刀把子」:「切實加強政法隊伍建設,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防止和反對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干預具體案件。」

  從王立軍專橫於政法系統(民間私下稱他為「當代的來俊臣」,如同唐代武則天時代的酷吏)、薄氏以「唆使被告」為藉口使李莊繫獄(此舉違反律師法和刑訴法)、谷開來涉海伍德命案而受保護,可以「感受」到這段話對薄氏有很強的「針對性」。

  薄氏落馬前,有北京文人稱他為「平西王」,其意涵是他如同清初的平西王吳三桂,獨霸一方,為所欲為,形成「半獨立王國」。中共中央如今把「重慶王」拉下馬,自有「削藩」之意。

  以唱紅打黑 建重慶模式

  北京的極左派和極毛派,一直讚揚重慶模式。重慶模式的「樣板」之一,是「唱紅打黑」。

  發起群眾運動式的唱紅,是唱紅色歌曲、誦毛語錄。

  這是回到文革政治鼓動的極左之路。打黑,雖有清黑幫除土霸、改善社會治安的施政訴求,但超越法律、制度的「非常手段」,以「長官意志」行事,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私有財產權。

  就經濟發展、公共治理而言,重慶模式是應該理性思考、分析的。它關乎公共治理的合法性、正當性和民眾的認受性,也與官方「維穩」和民間「維權」的衝突有關。

  解讀重慶模式的內涵,本欄嘗試跳出「唱紅打黑」的框框。

  內涵之一,是個人化的強人政治模式。以神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活動、借事立威的「非常手段」,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職能,建立個人權威,形成推行政策和施政的強勢形象、政治運動式的社會管控。在長官意志下,法律、制度對當權者的約束很脆弱,甚至毫無約束力。

  強人政治模式的治理,是走回文革式的「左折騰」之路。官方花大量金錢鑄毛銅像(有的造價500萬元),豎立於街道、廣場,以唱紅歌、念毛語錄、講紅色故事、傳江青樣板戲和「維穩手段」,營造「文革氛圍」,凸顯「專政威力」,令許多人感到面對左折騰和「造神」的恐怖;強制唱紅歌、念毛語錄,也令許多人感到個人生活自由受限制。

  內涵之二,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模式。幾年來GDP的年均增長超過15%;2011年國務院的宏觀調控目標,是GDP增長8%,重慶卻高達16.4%,又是31省、市之首。高速增長,超出資源、環保承載力,不均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弊病畢現。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則有迫遷和「血拆」、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如廣種高價的樹木,塑造所謂「森林重慶」的形象,付出的財政代價甚大,地方債務平台的危機加重。

  與文革不同的,是重慶模式不重複「窮過渡」(安於貧困過渡到「共產主義天堂」),而是略為改善民生,也改革一些城鄉制度如戶籍改革。政治監控的左手,與改善民生的右手並舉,正是重慶模式的一個特點。

  自八十年代「財政分灶」以來,地方的「自主性」和「靈活性」逐漸增加,中共中央在一定範圍內寬容地方的「模式創新」,但不容許抵制「中央部署」的、變相的「半獨立王國」。

  江蘇出現過仇和模式(蘇北治理模式,仇和現為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胡錦濤曾到蘇北考察此模式的實況,有肯定的表態。

  對於重慶模式,胡、溫並無公開表態。儘管極毛派再三呼籲胡「到重慶去看看」,他在2008-2012年卻沒有「去看看」。他南下廣東多次,傳遞肯定廣東模式的訊息。保持距離的取態,可解讀為重慶模式「還沒有出生證」。

  長期左折騰 民眾受害深

  薄氏的家長制一言堂,並非始於重慶。在副省級市大連的任內(1992-1999市長、1999-2000市委書記),就實施家長式的管治模式,還涉嫌向外商輸送利益(與送子去英國唸書有關);在遼寧省任內(2000-2004),也是專斷獨行,卻一直獲重用。他在地方政壇的崛起,是在八九學潮後的十年中,與「通天」的人脈有關。

  家長制一言堂,是「一黨領導」體制的長期弊端。毛澤東時代就是家長制的統治模式。1953-1956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1957年的反右、1958-1960年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都是強迫命令、違背民意的政治運動。文革(1966-1976)更是一場浩劫。

  「大躍進」的瞎指揮和「虛報浮誇、弄虛作假」(水稻畝產量只有200-300斤,竟吹成數千、上萬斤甚至170,000萬斤),釀成大飢荒,超過3,000萬人餓死;而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者」,葉劍英元帥的評估是超過1,000萬。他說,文革使全國「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第8頁)。

  在毛澤東之後,家長制一言堂的弊端仍未消除。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有「文革遺毒」,這是地方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在他之前,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陳良宇,也是一言堂式的地方霸主。他們都以「強化專政職能」一類的極左手段,掩蓋其以公權謀取私利或「打擊報復」的真相。

  高度集權制 個人崇拜狂

  家長制形成的主因,是社會遠離法治軌道。毛澤東一類的大家長和地方霸主實行人治,以家長意志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行事。薄熙來在重慶「以言代法以權代法」,把法律當政治丫環。

  家長制也與制度弊端特別是權力的「高度集中」息息相關。在集權體制下,權力的約束機制很脆弱,各級當權者特別是「一把手」實際不受監察,往往導致專斷獨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劉志軍在鐵路系統的「高鐵化」(只顧鐵路「高速化」而不顧人命安全),暴露了地方和部門霸主的「非制度化」。

  家長制必衍生神化個人的個人崇拜,逢迎獻媚、拉幫結派、顛倒黑白、跑官買官、以權斂財,成了官場風氣。《國語•晉語》描述的「競諂以求媚」,《後漢書•賈琮列傳》所謂「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恰是「一黨領導」體制常見的「官場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