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於6月10日遊行，呼籲北京當局徹查李旺陽事件，參加者超過二萬人。

　　八九和平請願參加者李旺陽（1950—2012）的所謂自殺案，疑點重重。湖南省邵陽市地方官吏對案件的處理，可歸納為「三不」：不依法、不合理、不透明。

　　在香港「6•10遊行」後，溫家寶總理下令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全文於6月12日刊在《人民日報》14、15版。文件稱，「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調整和細化……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加大查處……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的力度。」

　　文件的公布，與李旺陽「忽然自殺」事件，只是時間的「巧合」，還是溫氏藉文件的公布發出徹查事件的信號，頗值得稍後「跟進」觀察。據北京政界的消息，溫氏有正視和徹查事件的意向，但具拍板權者能否下決心支持、政法系統的取態如何，不得而知。

　　軟禁李旺玲　違民法通則

　　關於「6•10遊行」的專題報道，多家報紙重墨於「冤」。它們的標題是〈2.5萬人上街申冤：交出殺旺陽兇手〉（信報A12版），〈萬人踏破沉默 為旺陽呼冤〉（明報A2版），〈2.5萬人申冤〉（蘋果日報A1版），〈李旺陽冤死〉（am730 A1版）。內文多觸及港人呼籲「中央徹查」。

　　呼冤和期待「中央徹查」的原因之一，是地方吏治腐敗，冤案纍纍，李旺陽「忽然自殺」的疑點太多，受李案牽連而失去人身自由者甚多，上訪北京之路「關山難越」，恰如《後漢書•賈琮列傳》云：「京師遙遠，告冤無所。」

　　冤案多，關乎地方官（特別是地級市、縣、鄉、村官）和警察濫權，以「維穩」之名為所欲為。本欄以法律的視角，分析李旺陽案之冤。

　　在任何法治、文明的社會，居民死亡有他殺疑點，或者家屬對警方的結論有質疑，提出相關的訴訟，法院得依據相關法律、按照司法程序獨立處理，開死因庭調查、裁決，相關的訊息透明。

　　在中國大陸，卻沒有獨立的死因調查司法機制。地級市、縣的政法系統官吏，往往以「維穩」的一套政治打壓手段，搪塞或迫害死者的家屬，也監控維權律師和關心事件者。

　　邵陽市地方官吏處理李旺陽案，並未依法行事。

　　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八二憲法和刑法、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民事訴訟法（民訴法）、律師法等「國家法律」及行政法規，對於公民的法律權利都有規定。

　　1987年元旦生效的〈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98條）。李旺陽在醫院「忽然自殺」，涉及公民的生命權，其胞妹李旺玲懷疑警方的「自殺」說，有權維護其民事權益。她要求有公信力的公證人在場之下由法醫剖屍檢驗，並委託律師代理要求調查真相之事，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

　　〈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公民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63條規定，公民「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

　　依據上述條款，邵陽警方對李旺玲民事權益的處置與法律相背。首先，她有權委託廣州的律師作為民事權益代理人，警方把她和律師變相軟禁，後又迫使律師返回廣州，是侵犯當事人的民事權益。

　　第二，未經當事人真正的同意，警方迅速火化李旺陽屍體，有毀屍滅跡之嫌，牴觸〈民事通則〉第5條。此舉既違法也不合理。死者的家屬應有屍體的歸屬權和處置權（除非法律規定的涉及傳染病、疫症關乎公共衛生安全）。地方官吏怎可「挾持」屍體，恫嚇、威迫家屬按「官意」照辦？

　　第三，在警方與當事人的「民事活動」中，後者未處於「平等地位」，強勢的警方以變相軟禁等手段對待當事人，是違法行為。

　　第四，案件的處理全在地方官吏的「黑箱」中，整個過程不透明，令民眾的疑問更多。生命案件的黑箱作業，違背了國務院的信息公開條例等法規。

　　荒謬成常態　民眾太無奈

　　在李旺陽案發生後，警方採取三項「維穩」行動，一是把李旺玲及其夫變相軟禁；二是在邵陽、湘潭，警方對李旺陽的一些朋友實施「監視居住」；三是對上述人士實施電訊監控，截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絡。這都是非法行為。

　　八二憲法37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39條規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40條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只有涉及〈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等法律規定的罪嫌，警方才能依據相關的程序限制人身自由，如監視居住。

　　刑訴法界定的監視居住對象，是犯罪嫌疑人，且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者（50、51條）。

　　李旺玲是民事權益當事人，她和律師、李旺陽的朋友，既非「犯罪嫌疑人」，也不涉及刑訴活動，警方實施監視居住、限制外出或變相拘禁，是沒有法律的依據。按照〈警察法〉24、48條的規定，侵犯人身自由要受行政處分或追究刑責。

　　最荒唐的，是李旺陽的朱姓朋友拒絕寫「不過問李旺陽事件」的保證書，竟被警方處以拘禁十天。

　　警方的不當行為令人吃驚。在任何法治、文明的社會，沒有警察會隨便截停行人，要他在「到超級市場不偷東西保證書」上簽字，因為是對人格的侮辱，也侵犯人身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拒絕並訴之於法院。可是，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地方官吏和警察的荒謬行為，竟成了「常態」，見怪不怪。

　　警權大於法　人權無保障

　　從河南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警察殺人（下崗職工李勝利）、把受害人從三樓扔下編造自殺假案，到浙江樂清市的殺人車禍（上訪者錢雲會被輾死）、李旺陽「忽然自殺」案，暴露地方官場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長官意志和警權大於法律，靠「專政力量」打擊報復。

　　這一系列地方官的殺人放火（強制火化毀滅證據）惡行，暴露法律的「白條化」。

　　在「一黨領導」的體制下，法律、制度是由執政黨主導制訂出來的，不少執政黨的地方官吏和警察卻不依法行事，非法侵害民眾合法權益，甚至毀滅他們的生命，積下民怨甚深。

　　那些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法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以「國家信用」背書，自應讓民眾有「國家信用保證」的感受。人們期望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盡快徹查李旺陽「忽然自殺」案，與「國家信用」息息相關。

　　執政黨的當務之急，是下決心整頓吏治，暢順政令，有效監管地方官執行保障民眾權益的法律，讓民眾免於恐懼，以消除「國家信用」的危機。且聽韓非（約前280—前233）的話：「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