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間的政治思潮，如同微風掠過小河吹起漣漪，令人有美麗的遐想：政治體制改革的啟步、文革悲劇的不再重演。

　　《炎黃春秋》月刊5月號的座談會紀要，有這種遐想。名為「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座談會（以下稱「政改座談會」），是對中共十八大的建言。

　　座談會的主題，是支持溫家寶總理的政改觀和「文革遺毒」論，涉及薄熙來事件和文革的「歷史教訓」。與會者的發言，充滿憂患意識，瀰漫「鑑往事之戒」（漢書•楚元王傳）的情懷。

　　葉帥說文革　死亡一千萬

　　民間政治思潮的「動力源」之一，是《炎黃春秋》與高幹子弟（公子族）中的改革派。

　　自去年秋至今年5月，他們在北京舉辦了一系列座談。公子族的代表人物，有胡耀邦長子胡德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和侄子葉選基、陳毅之子陳小魯、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等。這些座談會，表達了體制內改革派對十八大的「期望」。

　　政改座談會的出席者，既有為民請命的老幹部，也有開明的公子族和學者。前者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前副部長李銳，前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的秘書何方，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軍方三○一醫院外科醫師蔣彥永；後者有胡耀邦三子胡德華、陸定一（曾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宣傳部部長）之子陸德等。

　　《炎黃春秋》主持人杜導正的開場白，先提溫氏關於政改的三次講話，再說他提及的「文革教訓」。

　　在3月的人大記者會上，溫氏說：「『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與會者議論文革之禍，本欄歸納為兩點。一是文革的浩劫和「歷史教訓」；二是薄熙來以文革的極左手段樹立重慶模式。

　　《人民日報》文藝部前主任袁鷹談文革禍害：「一次葉帥講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萬人。」他說：現在「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懷念文革」，另一形式的文革可能會來。他認為：「溫家寶總理講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

　　唱紅和打黑　靠文革方式

　　關於薄熙來事件，李銳說：「薄熙來打黑，其實是黑打。因為他有權，他能在重慶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文革路線死灰復燃。」他認為，薄事件暴露不推行政改還會「養出薄熙來一類的人」。

　　杜導正說：「薄熙來唱紅打黑，有一些正確的部分，但基本上是文革的東西，是毛澤東晚年專制、濫用權力、無法無天、隨便侵犯和剝奪人權的路子。」

　　學者錢理群說，重慶模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拋棄憲法、法律來解決（社會矛盾），這就危險了。」

　　政改座談會觸及文革邪說的「回潮」、重慶模式暴露的「文革遺毒」，但未深入分析此模式出現的社會背景、家長制弊端造成的恐怖主義。

　　所謂重慶模式，提得最多的是唱紅歌、打黑幫、誦語錄、傳樣板（戲），即薄熙來式小文革。

　　重慶模式還有其他內涵。在經濟領域，是GDP的特高增長（年均增長超過15%，去年增16.4%，均列三十一省之首），高速城市化的政績工程（大建廣場廣植高價花樹等）。

　　GDP亢奮的背後，是脫離量力而行的軌道，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極高、債務平台風險大增，生態環境惡化，「弄虛作假」的浮躁風氣甚盛。

　　在「芸芸眾生」，部分居民為唱紅打黑喝采，這是因為他們的思考力較低，而現實中的治安極壞、黑幫橫行、貪污猖獗、貧富懸殊等，又令他們期望「有魄力有效率的整治」。當然，薄氏促成GDP極高增長增加了就業空間，免費午餐（農村留守兒童每天一奶一蛋之類）則讓一些人有點「甜頭」。

　　是和尚打傘　仍無法無天

　　薄氏樹立重慶模式的「手段」，本欄解讀為三類。第一，是造神運動。花大量的公帑豎毛像、唱紅歌、念語錄，神化毛澤東和自己，推行愚民政策（個人崇拜、絕對服從）。

　　第二，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以類似文革的極左方式，建立政治動員和施政的強勢格局。其特點，是在「服從政治大局」藉口下，法律、制度、司法程序被扭曲或「白條化」；以長官意志行事，建立一言堂式的個人絕對權威，推展其「政績工程」。

　　第三，復活毛澤東的恐怖主義。以打黑、維穩、鎮壓敵對勢力之名「強化專政」，擴大政法系統的社會監控，八二憲法關於人民基本自由權的規定受侵害，律師極難依據律師法執業辯護和維權。

　　編造「敵對勢力」的政治宣傳攻勢，「簡化程序」速判速殺的專政訴求，加劇社會的恐怖氣氛，形成家長制的威懾力。這是毛澤東恐怖主義在重慶的復活，也是清初地方土霸如平西王（改革派文人稱薄氏是當代平西王）的藩鎮模式。

　　波蘭傑出的政治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 1921—），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一書論析斯大林恐怖主義的「防範效果」：防範（或恐嚇）對當權者有「敵對情緒」者。他認為，斯大林模式「通過選擇性恐怖達到一種充分的威脅」。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和許多地方的「維穩」模式（如山東沂南囚禁盲俠陳光誠），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