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日記者會上，改革家溫家寶的談話，如同過去發表的文章、演講，沒有馬、恩、列、斯和毛、江，而是引述歷史經典、古典詩詞，比較古今的治理經驗，表達情繫改革、以民疾為念、關心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溫氏回答提問，涉及體制弊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也觸及文革遺毒和封建主義殘餘、重慶王捕頭事件。他說，如不繼續推行改革，文革的歷史悲劇還可能發生。這是關於防範文革重演的第一次「預警」。對於王捕頭事件，他又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

　　知我或罪我　與改革有關

　　這次的記者會，是總理任內（2003—2013）的最後一次（2013年3月的記者會諒由李克強主講），溫氏的開場白充滿感性，令人有提前「惜別」之感。

　　他說：「我，連同我這一生，給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記，並隨著我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

　　關於他和國務院的施政，他謙恭地說「由於能力所限」，也由於「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還有許多不足……我感到歉疚。」

　　他多年的演講、說話，以廣引經典為一大特色。對於研究歷史的思考者來說，有回顧歷史、聆聽古代賢人教誨之樂。在時光隧道中，尋找歷史腳印，思考現實社會的種種，是另類的「思維之路」。

　　他這次引述孔子、孟子、張養浩、林則徐的話言志，北京官方媒體報道他的談話卻未說明哪位古人的話，更沒有說出處，未能為不太接觸歷史典籍者提供「閱讀方便」。

　　他的談話，有這樣的「借古言志」：「我敢於面對人民、面對歷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源自《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接下去是孟子的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這段話用了兩個「懼」。第一個「懼」，指孔子面對邪說暴行有憂患意識；第二個「懼」，指孔子的《春秋》，令邪說暴行收斂。

　　對於溫氏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本欄的解讀是：溫氏傾情於改革，面對體制弊端，充滿堅持深化改革的決心。以民為本的改革（如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向農民提供「四補貼」，並打算推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必為民眾了解和支持；而不滿、誹謗他的人，則是維護既得利益者、阻撓深化改革者，或以公權謀取私利的貪腐者。

　　懇懇以盡忠　為民謀福祉

　　溫氏談話的另一「思維光環」，在於對一息尚存決不懈怠的表白。他說：「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我將堅守這個做人的原則，並把希望留給後人。」

　　「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出自元代名臣張養浩（1269—1329）的《為政忠告》：「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善則歸君，過則歸己。」

　　張養浩是唐代名臣張九齡的二十三代侄孫，曾任元代監察御史、翰林學士、禮部尚書，以清正廉潔、犯顏進諫聞名，有詩文、散曲留傳。溫家寶喜讀他的詩文並多次引述，或與其廉政、勤政的理念有關。

　　張氏的「盡忠」說，是盡臣對君之忠誠，也是對百姓的盡責。溫氏引述其言的意涵，本欄的詮釋是：勤懇施政、推動改革、盡忠於民眾，又能謙恭對待已取得的成果、思索施政和改革的不足。這樣的詮釋，是以他在國務院14年（副總理和總理，1998—2012）的施政、決策為「檢驗」之依據。

　　溫氏回答提問，如他所言：「認真而不敷衍」，因而不迴避「敏感話題」。其中，關於政改和重慶王捕頭事件的回答，「敏感度」特別高，他的回答乾脆利落，一點也不含糊，頗有勇於承擔的大將之風。

　　文革或重演　重慶應反思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在多次記者會的提問，宏觀政治的「層次」較高，中國國語（新加坡稱華語，北京稱普通話）的「流利度」亦高，他提問的，是政改的難度。

　　政改的「必要性」和阻力，關乎文革遺毒和封建主義殘餘。這是溫氏去年說過的話。

　　「新鮮」之處在於首次提出這樣的「預警」：「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應該有緊迫感。」

　　溫氏重申的政改，是遙遠的「願景」。真正的政改難以啟步，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團、享有權力終身制好處者和極端的毛派（簡稱極毛派，主張替文革翻案）、左派，阻撓改革，而中共中央高層幹部大都缺乏政改的「緊迫感」。

　　對於王捕頭事件的提問，溫氏的回答可歸納為三點：

　　一，王立軍事件正在調查中，「調查和處理的結果，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二，重慶歷屆政府（指賀國強、汪洋、薄熙來三屆）有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
　　三，「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這是中共中央高層首次公開提及王捕頭事件，並暗示薄熙來對事件有「責任」；「反思」之說，是首次公開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