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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三民主義 沒有聯俄容共

丁望

原載:信報2011.10.13 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17版) 
   思維漫步 專欄
字數:原文1,888,上網2,032
上網:2013.10.15


孫中山先生(1866-1925)

  

  關鍵詞:辛亥革命,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聯俄容共,三大政策,歷史迷霧,權宜之變
  評介人物:
孫中山、毛澤東、孫穗芳
  引述歷史典籍:
窮則變,變則通……變而通之以盡利(易經.繫辭)

  北京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活動,重墨於孫中山(1866-1925)先生的聯俄、聯(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1927);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十九講話」,呼籲台海兩岸統一。國民黨中央主席馬英九的「雙十演辭」,則說三民主義在台灣實現,呼籲中共當局沿孫氏的自由、民主、均富之路向前邁進。

  超脫於兩岸的「政治喊話」,應破除三民主義的一些「歷史迷霧」,還歷史的真實面目。所謂歷史迷霧,一是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有無寫入三民主義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二是北京官方紀念辛亥百年的通稿稱:「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於1924年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這是符合還是扭曲歷史?

  國民黨一大 釋三民主義

  在辛亥百年前幾天,孫氏的孫女、與北京官方關係良好的孫穗芳(曾就讀港大)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說,北京稱孫中山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義」。她認為這是扭曲三民主義。較早前,她在台北發表類似的談話。

  她又稱,「新三民主義」之說,見於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的「江總書記講話」。直至現在,北京官方的許多文章,仍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稱為「新三民主義」。

  從1905年組織同盟會,經1912年合併革命黨派組織國民黨,到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舉行一大,三民主義與時俱進,適應內外情勢的變化而增加一些新內涵,但「三民五權」的大原則並無改變。

  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孫氏為總理)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內核」。

  國民黨一大的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通盤的詮釋,稱民族主義是追求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境內民族一律平等;以廣大民眾(知識界、商界、農工界人士)為後盾,尋求「中國民族解放」,「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

  民權主義是指「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四大權:選舉、創制、罷免、複決權,五權分立的政治結構(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

  民生主義如孫氏就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的誓詞言,是謀「民生幸福」;除原有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外,增「節制資本」(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大會宣言並未寫入聯俄、容(聯)共、扶助農工,自無「新三民主義」。

  毛澤東編造 新三民主義

  所謂三大政策、國共合作、新三民主義,都不見於國民黨一大的正式文獻,而是中共對國共關係的表述。其中,新三民主義之說,源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發表)。毛說:「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就都是偽三民主義。」

  1956年11月,北京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冥壽)90周年,毛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稱孫氏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孫穗芳提到的「江總書記講話」,是沿用毛的「新三民主義」之說。

  儘管毛、江有「新三民主義」之說,但中共高層人物多未「追尾」。在文革結束後的紀念辛亥革命集會發表講話者,1981年70周年時是胡耀邦(中共中央主席),1991年80周年時是楊尚昆(國家主席),均不談「新三民主義」。胡氏未提三大政策,他把三民主義歸納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並讚揚孫先生「一生宣傳『天下為公』和『民有民治民享』」;楊氏和今年發表講話的胡錦濤,雖提到三大政策,卻未說「新三民主義」。

  國民黨一大大會宣言詮釋的三民主義,既然沒有所謂三大政策,哪有替代「舊三民主義」的「新三民主義」?

  說孫氏受中共的「啟發」和「幫助」才有反帝、反封建的主張,也是對歷史的扭曲。孫氏論述三民主義,早就提出推翻滿清君主專制、建立共和民主政體,又鼓吹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侵略中國,何來1921年才成立的中共「啟發」和「幫助」他?

  有容共舉措 係權宜之變

  雖然三民主義並未寫入中共說的三大政策,但在處理國共關係中,國民黨有過聯俄、容共的舉措。

  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有國民黨元老馬超俊(1886-1977)的口述歷史檔案。馬氏稱,1923年1月,蘇俄(蘇聯)代表越飛(Adolf Joffe)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先生,轉達列寧放棄沙皇在華特權、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之意。馬氏說:「總理對人,向來推心置腹,聞越飛之言誤信為真,頗有聯俄容共之意。當時,我與孫哲生(孫科)在蘇州、無錫,聞訊趕回上海,力勸總理應慎重將事,……但終無法改變總理的決心。」

  國民黨的容共,是內外交困中的權宜之變。如《易經.繫辭》謂:「窮則變,變則通」,「變而通之以盡利」,是變中求勝的政治博弈。

  在政治博弈中,政黨之間未必「黑白分明」,往往是紅藍交錯,各有盤算。國共各有「陽謀」,國民黨的容共,有「溶共」於國民黨國民革命熔爐中的意涵(感化共產黨人信奉三民主義,放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則利用國民黨的平台擴勢力。 抗日戰爭期間(1937-1945),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並藉此擴大地盤、積聚全面對抗國民黨的力量,自也是一種「陽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