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訪美時，奧巴馬總統的歡迎演辭引用中國「古語」，以「種樹有成」，表達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期望。

　　這段「古語」出自《管子》。此書第三卷〈經言．權修〉有這樣一段話：「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就當代政治學的治理論而言，這段話的意涵本欄延伸解讀為兩點。第一，是惜時而為，對於有利於民眾的事，當政者要珍惜（把握）時間而為之，在時間、行動的積累中創造成果；第二，是要有政治家的遠見，樂於投入「機會成本」（種稻、植樹、興教育）和等待收穫（五穀豐收、果木成林、人才濟濟），創造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本文以解構的視角，試析《管子》的民本論。先分解其民本論的結構：順應民心觀、體恤民疾觀、生命價值觀和生財富民觀，再重構其治國的圖象，並略析對後人的啟示。

　　施政順民心　恤民間疾苦

　　文革的極左風，又在北京等地吹起。有人聲稱「加強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以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治國和指導經濟政策，批判「封建主義糟粕」；還有人發起唱文革紅歌和樣板戲、神化毛澤東的活動。

　　卡爾．馬克思（1818—1883）是熟悉歐洲政情的政論家，列寧（1870—1924）則是狂熱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革命家，對中國歷史和他們寫作時的中國實況了解不多。相反的，中國古代政治家及其論述如《管子》，則有「中國國情」中的治理經驗，頗有現實的參考價值，絕非「糟粕」。

　　《管子》記載管仲（?—前645）的言論，更多的是後人假托之作，匯合儒、法、道家的治國觀、社會論和經濟理念。

　　管仲為春秋初期齊國卿，助齊桓公推行社會改革、治理國家、發展經濟，促成齊國強大。根據《論語》，春秋後期的孔子（前552—前479）稱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對於當代社會的國家治理來說，《管子》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於貫穿全書的民本論。

　　民本論的第一個光環，是順應民心觀：「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不強民以其所惡也。」（經言．牧民）

　　《管子》認為，只有順應民心、尊重民意，政令才能暢通：「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體恤民疾觀，是《管子》民本論的第二個光環。關心民疾、體恤民役勞苦，施政動用民力要量力而行，官員必須節制欲望，在薄賦輕徭中讓百姓休養生息，是貫穿全書的治國理念。

　　《管子》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又云：「用力不可以苦，……用力苦則勞，……民苦殃，令不行。」

　　《管子》認為，體恤民疾、量力而行，有助施政：「量民力，則事無不成。」

　　重生命價值　要生財富民

　　《管子》民本論的另一光環，是生命價值觀，這是本人閱讀《子》印象極深之處。北京、香港、台灣論述《管子》的文章，都著墨於它的民本論，但未提及生命價值觀，故本人要特別提出來討論。

　　《管子》謂：「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遠在二千多年前的政治家，能重視民眾的生命價值，關心民眾厭惡墜落之危，而讓他們避危就安，是順民心、恤民疾的務實行動。當今的血煤、毒奶事件頻仍，恰是官員沒有恤民疾的生命價值觀，輕民命、重暴利、失道義。

　　《管子》順民心、恤民疾的理念，與生財富民觀息息相關。它把重視民生、改善民生，視為治國的根本，〈短語．君臣〉云：「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管子》認為，施政必須為民生財，首先是發展農業，讓民眾安居樂業、分利共享。在〈治國〉篇謂：「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又云：「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吸歷史經驗　去體制弊端

　　《管子》的民本觀，有透過以民為本的施政提升社會文明、民眾福祉的使命感。

　　《管子》重墨於民意的認受性、政策和施政的正當性，因而要官員了解並順應大多數居民的意願、利益訴求，去決定政策、施政；對於社會發展的順序選擇，富民排在第一位。政府的責任，在創造民眾生財的環境；以富民為先，達致眾民（天下之民歸之）、強兵、廣地、富國的大治。

　　《管子》的民本論，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對於「一黨領導」體制的當今社會而言，有許多啟發思考之處。

　　「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弊端，是權力高度集中，一言堂式的家長專權或地方官以「長官意志」行事，導致好大喜功、漠視民意。違背民意的公社化、大躍進和圈地運動等，損害了民眾利益，甚至釀成三千多萬人餓死的大飢荒、四千萬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失地和貧困化。

　　施政缺乏體恤民疾之情、忽視民眾的生命價值，也是體制弊端。

　　吸納《管子》的民本論，是構建當代文明社會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