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公正，是法治的要素之一。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以良法為基礎。任何法律的訴訟，首先要尊重和遵守程序，並達致程序公正；沒有程序的公正，便沒有公正的結果（裁決）。

　　毒奶粉受害苦主趙連海的案件處置，缺乏程序公正：地方「執法者」禁止當事人與律師見面，並設置上訴障礙。

　　程序的不公正，還在於22日一審上訴期屆滿前，當事人妻子及一名辯護律師（彭劍）「神秘失蹤」，不能與外界聯絡；緊接著，是當事人突然解除與律師的委託關係。北京大興區法院則稍後透露，當事人未提上訴，一審判決兩年半徒刑生效。

　　如此黑箱作業，如此吊詭，是法治國家、文明社會不可能出現的。黑箱背後的程序不公正，是顯而易見的；「執法者」的正當性令人質疑，也是必然的。

　　司法程序　規範秩序規則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法律的制訂由執政黨主導，實施的法律未必是良法。不過，不少法律中的條款，大體是良法型的規範，如關於刑事訴訟的一些程序。

　　《人民日報》有署名文章觸及「程序」，對它的簡單說明是：按時間先後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驟。本欄的解讀是：泛指行政、司法、社會事務等領域的秩序規範和運行（工作、管理）的規則。

　　司法的程序，涵蓋法律訴訟的手續、期限、過程的次序，訟訴各方（原告、被告、律師）的法律權利，公檢法人員辦案的手續、規則等。

　　規則的約束，與社會的平等、有序運行、管理效率息息相關。恰如《孟子．離婁》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當代的社會，不遵守司法程序，就沒有司法公正和人權有效的保障，社會自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司法程序的規範，見於程序類的法律，如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行政訴訟法（行訴法）、民事訴訟法（民訴法）等，有的則寫入刑法或專門法律（如律師法）中關於程序的部分。

　　刑訴程序中，有本欄稱為「量化約束」的規範，如公安機關拘留的人，需在24小時內訊問，如發現不應拘留「必須立即釋放」（刑訴法65條）；又如經檢察院批准逮捕某一個人後，需在24小時內通知其家屬（71條）；對疑犯的羈押期，則不得超過兩個月（124條）。

　　本人多次細讀刑訴法並作過法律文獻的比較研究，心得之一是：刑訴法雖非完善的程序法，但程序設計中建立的機制有可取之處，如公檢法三者「分工負責、互相配合」與互相制約的機制；前者是「一黨領導」體制的法系特點，後者則或多或少「吸納西方經驗」，有某些牽制的設計。如76條規定，檢察院「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時，有糾正權。

　　地方官員　違法律又說謊

　　地方公檢法機構如能完全遵守刑訴法，當事人的法律權益應可得到「基本保障」，至少可避免毛澤東時代常見的那些禍害。

　　但是，不少地方「執法者」並不依法行事，繞開司法程序，導致司法不公和冤案。

　　趙連海案關於司法程序涉及的法律權利，是羈押期、與律師的會見權和上訴權等。他的羈押期遠超過刑訴法124條的規定，這是他面對的程序不公正。

　　關於「執法者」禁律師會見被告人的違法行為，本欄11月17日文〈毒奶受害苦主 維權竟被重判〉已分析，此處不贅。

　　「執法者」監控被告人妻子和一名辯護律師，有阻撓上訴之嫌，與刑訴法180條相背。

　　官方通訊社在香港發出的電訊，引述大興區法院的陳述，稱「在宣判後，趙連海表示認罪服刑」。這是地方官的謊言。趙氏在宣判那天，當庭脫囚衣抗議，自辯無罪，表示堅持上訴，宣判後又在拘留所絕食三天（拘留所也承認此事），怎麼能說在宣判後「表示認罪服刑」。

　　從剝奪會見權等一系列黑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較早前的文獻來觀察，趙氏被迫放棄上訴權以換取保外就醫的可能性極大。

　　最高法院的司法命令〈關於行政訴訟撤訴若干問題的規定〉，提到地方法院「動員甚至強迫民告官撤訴的現象」。據北京律師界的消息，「動員甚至強迫放棄上訴」的違法行為，也很普遍。趙氏的改變初衷，如果不是因受到壓力，為何「執法者」不准他與律師見面？為何有那麼多黑箱作業？

　　地方公檢法機構如以「保外就醫」換取趙氏放棄上訴權，是繞開程序保「面子」，掩蓋違法和「無罪重判」之失。上述的「交換」，握刀把子的強勢一方與弱勢者並不對稱，後者有受威嚇、強迫之困。這種「司法調解」，不同於西方的「訴辯交易」。

　　端飯吃飯　管他什麼程序

　　趙案程序不公正，是地方公檢法的冰山一角。

　　《人民日報》日前發表的文章〈程序正當不容忽視〉透露：「地方和部門在工作中存在重權限、輕程序、不按程序辦事或程序不規範的問題。」

　　地方公檢法「互相配合」違法也常見。河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張立勇在22日發表於《法制日報》的文章說：「公檢法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往往陷入偵查機關『做飯』、公訴機關『端飯』、審判機關『吃飯』的怪圈。」

　　大家有飯吃，管什麼程序、冤案，這是不少地方的「司法生態」，積聚了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