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86個成員的世界銀行，於2日在華盛頓會議中重構版圖，調整成員的投票權，中國由2.77%上升為4.42%，排位由第六跳到第三，超越老牌工業強國德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這是新興經濟體崛起、中國經濟規模（GDP）擴大之後，幅度較大的投票權調整。

　　2007年，中國的GDP超過3萬3,000億美元，首次超越德國居全球第三，「老三」的排位保持至今。中國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又是美國的第一債主，進出口貿易的總額則居第三。這種經濟實力、在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是擴大國際話語權的資源。

　　世銀投票權的大調整，是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角力下的結構之變。這是隨著國際變局和經濟實力消長的一次大變化，如同《易經．繫辭》謂：「變通者，趣（趨）時者也。」在角力中，中方的訴求可簡單歸納為6個字：多邊，改革，舞台。

　　版圖重構　世銀結構之變

　　世界銀行（最初稱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機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1944年7月，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舉行，決定設立世銀和IMF；前者的功能，是以長期貸款扶助相關國家振興經濟，以促進全球的經濟復甦和穩定發展；後者以短期貸款，穩定國際貨幣體系。

　　世銀的版圖（股權、投票權）並非靜止。最初，美、英處於領先地位；五、六十年代，二戰的戰敗國日本和德國經濟崛起，它們逐漸取代英國的地位。在這次版圖重構前，日、德是世銀的第二、第三大股東。

　　改革國際金融機構世銀和IMF，在國際間已討論多年。2005年在北京近郊河北香河縣舉行的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發表〈20國集團關於布雷頓森林機構改革的聯合聲明〉。後來，中方在G20峰會一再呼籲，在國際金融機構「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正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如金磚四國（BRIC），對擴大參與權的呼聲尤其大。

　　自美國擴散的全球金融海嘯，一方面使各國對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更大，另方面則令國際金融機構在危機中有更強的改革意識。這次世銀的版圖重構，是適應了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可說是「因時而化」。

　　版圖重構的特點之一，是發展中國家投票權的提升。在發達國家轉移投票權（%）3.13之下，發展中國家的全部投票權增至超過四成七（原來是四成四）；其中，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增幅較大，成為第三大股東，印度則變成第七大股東。

　　版圖重構後，投票權最大的6國是美國、日本、中國、德國、英國、法國，它們的經濟規模（GDP）也分別排在第一至第六位。股權、投票權的再分配，仍是與經濟規模對等。

　　多邊改革　擴大國際舞台

　　世銀版圖的重構，是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的第一步，接下去是IMF的股權、投票權的再調整。

　　在版圖重構中，中方投票權的提升，既是經濟規模壯大催生的變化，也是外交策略、國際談判的成果。在重構版圖的博弈中，中方堅持多邊主義外交思維。

　　中方一再表示「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主張發揮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展開多邊對話，彼此「照顧核心利益」。就G20的機制化，胡錦濤表示：「20國集團機制化應該體現代表性、平等性、實效性。」

　　多邊主義的著力點之一，是擴大發展中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權和決策發言權。推動世銀投票權的調整，就是擴大參與權的嘗試。

　　改革，是中方的另一訴求。中方一再呼籲，促進聯合國的體制改革；在金融海嘯之後，對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更表達強烈的願望。在國際會議上，胡錦濤再三提到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國際金融機構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對於世銀和IMF的改革，中方提出「治理結構改革」的理念。所謂治理結構改革，是指股權和投票權的調整、高級管理層彌補發展中國家的缺位。

　　中方推動世銀、IMF的改革，與此理念息息相關。世銀的版圖重構、安排林毅夫任首席經濟學家，IMF任命朱民當總裁助理，是中方成功的一步。

　　在多邊主義、改革的基礎上，中方追求的是舞台，力爭在國際舞台擴大音量。

　　量化規則　參與權再分配

　　對於投票權的調整，中國財政部長謝旭人說：「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

　　北京「揚眉吐氣」論者認為「中國站起來了」，也有大學教授抨擊美國霸道，仍佔了約一成六的投票權。

　　說美國霸道，是背離了參與權的量化規則。世銀股權、投票權分配的量化規則之一，是相關國家GDP佔全球的比重。美國GDP的比重（%）超過25點，擁有接近16點的投票權；中方GDP的比重約5.5，投票權佔4.4；兩者相比較，美國的投票權並不偏高。在量化規則之下分配參與權，比較具公平性和操作性。

　　世銀版圖的重構，並不只有中方的外交成果。美國和西方的不守舊、因時而化，體現了包容的文化素質，更是值得深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