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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危機階段 中美裂痕待補

丁望

原載:信報2009.12.23
   時事評論版(第15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0.2.8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爭論不休,《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的後續協議成為「畫餅」。

  大會的結束,正是氣候談判「後危機階段」的開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框架公約)締約方必須「再出發」,在來年的墨西哥氣候大會商討後續協議,確定中期(2013-2020)減排目標,並建立「量化約束」機制。如何縮小分歧達成新協議,是各國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碳排)大國應對「後危機」的外交課題。

  溫家寶、奧巴馬在18日領導人會議的演講,希拉里的談話,中、美、歐談判代表的發言,顯現中、美和中、歐在氣候談判方面的裂痕。在通往墨西哥之路,適度妥協是彌合裂痕的潤滑劑,對走出「後危機階段」的困境至關重要。

  裂痕的產生,是雙方有太多的分歧。奧巴馬的「改變」理念、中方視議定書為「保護傘」並堅持守護,尤激化雙方的對壘。在「改變」和「守護」的理念背後,是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詮釋截然不同。這是本文分析的範圍。

  中美較量 改變或是守護

  奧巴馬和西方政治領導人認為,老生常談無濟於事,對算歷史舊帳不以為然,氣候大會不應老糾纏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來100多年的舊帳(西方工業國的碳排歷史積累量很大)、追究「歷史責任」。

  面對大會的「語境」,奧巴馬在哥本哈根大會的演講或發言呼籲:不要空談,不停的爭論並不能緩解氣候暖化的危機,必須大家一起行動起來;在離開哥本哈根時,他說:「不要老是回顧過去。」所謂回顧過去,是調侃新興國家擁抱將於2013年初失去效力的議定書,以它為保護傘,拒絕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

  奧巴馬和西方的「改變」理念,或可解讀為兩大意涵。一是要跳出算歷史舊帳、糾纏「歷史責任」的爭論,切實協商解決眼前的減排、緩和氣候暖化等「全球問題」;二是從議定書的達成到現在,各主要經濟體發生很大變化,發展中國家堛熒s興市場國家特別是碳排大國,應該、也有能力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責任)。

  奧巴馬和西方呼籲「改變」的時代背景是:自1997年議定書產生以來十二年,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很大。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基礎四國)等已崛起,成為新興市場的「準富國」;中國的經濟規模(GDP總量),於2007年超過德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全球第三,外匯儲備和持美國國債的總量居首位。GDP的年均增長,超過9.5%;人均的GDP,1999年790美元,今年可望超過3,600美元(去年3,300)。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是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增,碳排總量於去年超過美國居首位。

  在這些變化之下,美國和西方諸國呼籲中、印等碳排大國,自2013年起也承擔一定的(有區別的)、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

  議定書只規範至2012年的首期減排指標,中期的減排指標有賴新協議訂定。西方認為,新協議不應墨守成規,要適應現實的變化而有適當的「改變」。這也是把中、印列入減排指標約束的一個原因。

  機制創新 重釋區別責任

  西方謀求「改變」,傾向於另起爐灶,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詮釋有關。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應對全球氣候暖化承擔國際義務的原則,「原創」於框架公約;議定書對減排指標的不同規定,則是落實此原則的強制性規範:發達國家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發展中國家自願參與減排而不受「量化約束」。

  美國和西方集團對「區別」的新詮釋之一,是把發展中國家一分為二。新興市場的碳排大國,應承擔與貧窮國家有「區別」的國際義務,接受減排指標的約束(量化約束);其它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窮國和島嶼小國,工業化程度低,碳排量亦小,不受減排指標約束。這種詮釋,關乎議定書到期、尋求約束機制的創新。

  新興市場的「準富國」,與貧窮國家不再「一視同仁」,是「改變」的一大標誌。

  量化約束 分歧難以消除

  中方堅持新協議仍應按議定書的規範,發展中國家不接受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中方稱,其自定的減排目標,是「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西方提出的「額外要求」,是侵犯中方的自主權。

  中方拒絕「量化約束」,是中、美裂痕和中、歐僵持不下的主因之一。德國《南德日報》18日的社論,指中方一方面要與西方發達工業國平起平坐(G20成員),另方面卻拒絕接受強制性的減排指標;中方只要略為讓步,對達成新的氣候協議大有助益。

  在哥本哈根大會不歡而散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說,談判失敗的主因是「中國不願讓步」;英國氣候變化大臣米利班德在20日發表於《衛報》的文章,也有類似的評論。

  這種分歧不容易消除,將影響「後危機階段」的談判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