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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紀念活動 仍在偽造歷史


丁望

原載:信報2006.9.13 
   時事評論版(第15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07.7.20


  中共一大會址--上海望志路(今興業路),網絡圖片


   9月9日,北京毛派紀念毛澤東亡故30周年,大唱「歌德」之調。在歌頌毛澤東「豐功偉績」中,繼續偽造歷史,推動愚民的個人崇拜;在「造神」中,掩飾毛澤東在文革和其它政治運動中的過失、老百姓遭受的苦難。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歷史是政治的丫環,任由當權者、得勢者擺布,歷史真相因「政治需要」而被歪曲。毛派把毛澤東稱為中共最重要的創建人、一大的主導者;又說中共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他的全黨全軍領袖地位。本文面對被顛倒的歷史,還原「歷史面目」。

  中共一大 非由潤之主導

  中共的建黨日,並非如官方說的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實召開於1921年7月23日至8月2日(或稍後),中共黨綱在8月1日或2日內定案。「七一說」是毛澤東於1938年在延安提出的。

  與「七一說」一樣,所謂毛澤東是中共最重要的創建者、一大的主導者,也與歷史事實不符。所謂創建者有兩種意涵,一是在一大前創建共產主義小組並系統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二是一大的正式代表。

  中共的前身是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分別成立於1920年8月、10月,創建者為上海的陳獨秀、李達、李漢俊和陳望道(〈共產黨宣言〉翻譯者),北京的李大釗、張國燾等,他們都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其中陳獨秀、李大釗是領袖型人物,有「南陳北李」之稱。在參加一大的13人中,李達(五、六十年代任武漢大學校長)為召集人,陳獨秀和李大釗因故未能赴會;一大產生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的中央局,陳為總書記,李、張分別主管宣傳、組織。

  毛澤東(潤之)雖參加中共一大,但不算是共產黨的創建者,更不能說是最重要的創建人。毛澤東和何叔衡參加一大時,是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S.Y.)團員,而非共產黨(C.P.)前身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本非正式代表。

  一大的召集人李達說:「你們既然來了就參加C.P.開會吧,以後回去在湖南就組織C.P.。」這件事很少人知道。1962年,他在湖北省黨校演講說溜了嘴,才有「小眾傳播」。1966年文革初期,武漢大學歷史系一個教員充當「積極分子」,向武大黨委書記、極左派莊果揭發出來;上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後,此事被羅織為「反黨反毛主席」的大罪。

  李達在珞珈山校園看到「揭發材料」時,對身邊的人說:「真後悔,我當時不該把這實況講出來,引來這場大禍。」毛澤東接到他請求「救命」的信未予援手,終致他被迫害身亡。他講實話,為後人提供了「歷史現場」的珍貴紀錄,但代價極為沉重。

 遵義會議 未定毛為領袖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中共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毛澤東的政治生命與它息息相關。

  遵義會議決定改組政治局常委會,毛成為新成員,最高軍事指揮者為朱德和周恩來。2月,張聞天替代博古任總書記;直到1937年,他一直是最高負責人。

  同年3月,中共政治局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團,由周恩來、王稼祥和毛澤東組成;周為最後下決定者,毛為周的助手。

  9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西逃到甘肅俄界。政治局舉行會議(史稱俄界會議),決定北上陝北,把紅一方面軍改稱陝甘支隊,由「中央五人團」指揮。五人團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毛兼陝甘支隊總政委,這是他取得「中央紅軍」最高實權的標誌。

  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稍後,政治局常委會議重定常委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周恩來主管組織;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委會代行中央軍委職,毛為主席,獲得軍事領袖的正式名稱。不久,「毛主席」之稱便流行起來。

  上述事實在在說明,所謂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黨、軍領袖地位,是掩蓋歷史真相,「超前拔高」毛澤東。


 掌握實權 隨意扭曲歷史

  中共建黨85周年,扭曲歷史之弊長期存在。其根源在於家長專政體制形成一言堂,掌實權者控制了黨史的解說權,如同老紅軍蕭克說的,個人崇拜導致壟斷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將毛澤東神化了……黨史只宣傳毛澤東一個人,而把其他領導人加以歪曲和醜化,影響很壞。」

  扭曲歷史之弊的根源,還在於家長專政導致造假樹個人「豐碑」和愚民的個人崇拜。於是,有「服從領導權威」和「照顧領導權威」的「政治需要」,並成為歪曲事實、篡改歷史的藉口。

  曲意逢迎、獻媚或盲從,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史官往往有相對獨立的地位,開明君主尊重史官紀錄事實的角色,並以朝代興亡為鑒戒。唐太宗說:「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在他之後的唐代宰相韋安石(651-714)謂:「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這種尊重事實、以史為鑑的理念,是值得胡錦濤、溫家寶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