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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重鎮 就在香港中大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06.5.24,第24版
修訂上網:2016.12.26
字數:原文1,835,上網2,388


 圖1,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的文革紅頭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24號。


  關鍵詞:文革史料,中大,收藏,系統化,紅衛兵報紙,文革博物館,制度優勢
  相關人物:關信基,金耀基,徐友漁,丁抒,宋永毅,王友琴,王力,陳伯達,徐景賢,聶元梓,吳法憲,葉永烈
  引述典籍: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中庸.32章)

  
  不少港人或許不知道,文革(1966—1976)史料重鎮就在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校園的一個寶庫,在田家炳樓第8樓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參考圖書館,它收藏文革史料的豐富,可與美國一些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相比。

  圖書館構建了一條當代史的時光隧道,讓研究文革的學者在那埵^視文革畫面,探索歷史事件的起因和應汲取的歷史教訓。

  文革史料豐 具五大特點

  在文革史領域,香港扮演三種社會角色,一是媒體報道和學者研究的中心,二是文獻收藏中心,三是文革叢書出版中心。

  在文革、後文革(1976—1980,華國鋒當權時)期間,香港的文革資料收藏和研究,首推設在書院道9號的友聯研究所,其次是明報和天主教的堅道研究機構;友聯和明報都出版文革的研究著作或資料彙編【註1】。明報是重視報道和分析文革的一份媒體,明報的一些人早在1966、1967年就研究文革【註2】。

  近20年,香港的文革題材出版物甚多,除了中大的出版物【註3】和港大教授馮客的著作,大都是經歷文革者的口述歷史或回憶錄,作者有坐過秦城監獄的高幹陳伯達、王力、徐景賢、聶元梓、戚本禹、吳法憲和移居外國的知識界人士丁抒、宋永毅、王友琴等。也有大陸人物傳記作者如葉永烈的著作。

  文革的史料收藏中心,近20年轉移到中大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稱大學研究服務中心);接收友聯研究所收藏品的浸會大學,也有文革的資料。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前身,是設於亞皆老街155號的大學服務中心【註4】。九十年代「移居」中大後職能擴大,不再單純提供事務性的服務,還設立了圖書館──獨立於中大總圖書館(綜合圖書館)之外,是專注當代中國研究專業的研究參考圖書館。

  在文革史方面,研究參考圖書館有特點,我歸納為五點。


  
一,關於文革的官方文件(紅頭文件)、紅衛兵報紙的系統化;
  二,匯集各地的文革題材圖書;
  三,收藏文革親歷者(多為地方幹部或紅衛兵)未出版的回憶錄打印稿;
  四,錄製文革系統化檔案的光盤(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是一個成果);
  五,非專門寫文革的輔助性圖書,如各省方志(收藏似比美、歐、日圖書館豐富)、中共高幹的回憶錄和年譜,有部分涉及文革的史實,頗有參考價值。

  這些特點是在中大校園中建立起來的,與亞皆老街時代比較,這是彌補「收藏斷層」之舉。

  彌補「收藏斷層」的成果、推動史料運用的「開發工程」,與當過服務中心主任的政治行政系講座教授關信基的努力分不開。

  曾任中大副校長、校長的社會學系講座教授金耀基,對學術研究的重視、對當代中國史料的關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圖2,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目錄索引,封面。


  中大未設立 文革圖博館

  除了收藏文革題材書報,中大何不在原有的基礎上建立文革圖書博物館?

  早在八十年代,巴金就建議設立文革博物館,但大陸的政治禁忌令博物館難產。後來,有首家民間的文革博物館,在廣東汕頭市設立,2012年後政局左轉,博物館實已關閉。香港最具設立文革博物館的條件,卻沒有大學、報館願做這件事。

  把文革題材的圖書、文獻分出來,再搜集與文革有關的實物,設立獨立的文革圖書博物館,應是中大承擔歷史使命的一件事。

  圖博館不要設置於外人感到「交通不方便」的辦公大樓區,而應選址於中大火車站旁。緊靠火車站,將使圖博館有較多客源。

  圖博館可依靠周末賣旗和其他社會募捐方式籌集建館經費,靠門票、文物複製品、社會人士的圖書義賣去籌集維持費(說不定還有微利)。只要館址設在火車站旁,諒有大量「自由行」和各國旅客、本地居民參觀,成為香港新的旅遊景點。

  大陸有一些民間的文革文物收藏家,收藏甚廣,藏品堆於設備不佳的小房間,沒有機會展出或設館擺放,中大如果設文革圖博館買下這批文物,自可保存歷史文獻造福後人。

  藏當代史料 具制度優勢

  在中國現代史(1911—1949)、當代史(1949—)中,香港一直處於中國版圖內的政治邊緣地帶,香港沒有也不可能介入中國大陸政黨的政治鬥爭,從軍閥混戰、北伐、共產黨武裝暴動、國共內戰,到毛澤東的鎮反、反右、文革,香港都是政治的「世外桃源」。除了淪陷日軍、六七暴動期間,都能免於戰禍和政治鬥爭的災難。

  香港又有周邊地區沒有的制度優勢(自由、法治)。由於靠近中國大陸,它還具有匯集文物、史料的地緣優勢。香港也是周邊地區避禍之福地(如五十年代初南下香港潮、六十年代初逃亡潮和七十年代越南船民潮)。

  與學術研究有關的圖書、史料、文物收藏,是中性的,不含褒或貶的傾斜,不應有政治禁忌。香港是思想、學術、新聞、言論自由地區,何不珍視這種制度優勢和靠近「文物產地」的地緣優勢,為保存歷史紀錄盡更多責任,催生文革圖書博物館。

  對於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要有寬大的視野,如《中庸》:「淵淵其淵,浩浩其天。」(32章)有寬廣的歷史視野,才有保存歷史文獻的使命感。

 註1,友聯研究所叢書有: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文革運動歷程述略、江青評傳(趙聰著)等。  
 明報月刊叢書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丁望主編,金庸序)1—6卷,王洪文張春橋評傳、華國鋒評傳、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丁望著),吳傳(李又寧著),林彪評傳(李天民著),學鈍室回憶錄(李璜著),江青與大陸文藝界(習而思著)等。

 註2,
http://chuansong.me/n/335229642754

 註3,中大早期出版的文革叢書,有丁望的《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沈承怡教授序,1973)。九十年代後,有徐友漁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唐少杰的《一葉知秋》等。

 註4,丁望:中國研究西方模式的困惑──讀金耀基教授新書《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信報月刊2013年8月號,頁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