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歷史興亡 必輕徭薄賦
把歷史當成鏡子，似乎是「永恆的話題」。對北京官方來說，穿越歷史的時空，以史為鑑，既看清農村的社會危機，又尋找緩解危機、改善農民福祉的契機，是刻不容緩的政事。不了解、鄙視歷史經驗，是「思考的貧困」。
成功和失敗的歷史經驗，是任何思考者值得珍惜的政治遺產。除了前面提及的人本理念和體恤之誠，凡是汲取農民暴動「歷史教訓」、有長治久安智慧的皇帝和政治家，無不大力扶持農業，向農民實施讓步政策，振興農業，營造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的社會生態。
戰國時（前475—前221）秦國的商鞅（法家公孫鞅，前390—前338），主張扶持農業，以對外作戰軍功升官晉爵，消除「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的弊病（商君書．農戰）。
西漢（前202—公元8）前期，朝廷以無為和舒寬的理念決策，實行與民休息的國策，減輕農民田賦和工役，舒寬刑罰，減少干預，恢復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由漢高祖劉邦（前247－前195）起步，經惠、文、景帝發揚，這一國策創造了社會經濟繁榮，此即文景之治。
隋（581—618）初，文帝（541—604）行均田制，減輕徭役，提倡節儉，興修水利，設置義倉，賑濟災民，廢除酷刑，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創造了「各安其業」和「倉?實」、「人物殷阜」（隋書．高祖紀）的太平景象。
唐（618—907）初，太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資治通鑑卷192），納諫集思，改革制度，很快扭轉隋末農民暴動造成的蕭條。
宋（960—1127）初，太祖（927—976）鼓勵開荒，興修水利；中期的仁宗（1010—1063），在慶曆3年（1043）接納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的建議，均公田，減徭役，厚農桑，重水利。雖然「慶曆新政」為期甚短，但稍後的神宗（1048—1085）採納參知政事／宰相王安石變法之議，推行免役、農田水利等新法，農業得以較好的發展。
元（1271—1368）初，世祖忽必烈（1215—1294）興修水利，推行屯田；《元史》說，他「以親親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元史．食貨）
明（1368—1644）初，太祖朱元璋（1328—1398）鼓勵墾荒，建水利工程，推廣種植棉、桑、麻等經濟作物；他的取用之道，是「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他告誡官員：「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明史．太祖本紀）《明史．食貨》稱：「國初充裕在勤勸農桑。」
清（1644—1911）初，順治（1638—1661）實施緩和官民關係的措施，減輕農民的稅賦負擔。在他之後的康、雍、乾三帝改革稅制，扶助農民墾荒，監督地方官輕徭薄賦；他們又大力治理河道，頻頻巡視黃河、淮河、永定河的疏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