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無邊界。像幽靈一樣，來自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霧霾，越過深圳河侵蝕香港天空，奪走藍天白雲；也飄洋過海，使日本、韓國、台灣因霧霾而能見度偏低，使北美加拿大和美國的大氣受污染。霧霾帶來人類大殺手PM2.5（北京稱細顆粒物，香港稱微細懸浮粒子）。

　　美國的《國家科學院》月刊（PN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今年1月發表一群科學家的研究報告，題為〈中國的國際貿易與美國的大氣污染〉（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i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述評來自製造大國的大氣污染物，使美國西岸受污染「上升到危險程度」【1】。

　　較早前，加拿大多倫多的《麥克萊恩》雜誌（Maclean′s），發表塔姆辛．麥克馬洪（Tamsin McMahon）的〈中國將如何拯救世界〉（How China is going to save the world），述評中國環境污染令外商有新商機，說了一段調侃的話：「在霧霾背後，中國的環境痛楚成為全球可替代能源產業之福音。」【2】

　　大氣污染特別是霧霾的肆虐，令全球的「關注度」增高，國際間商討對策的聚會增多。防止空氣污染和保護環境協會國際聯會（IUAPP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s），主辦世界清潔空氣大會（World Clean Air Congress），於去年秋在南非開普敦舉行。討論大氣污染形因和應對舉措，提及大氣污染使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損失，每年分別達2%和5%；全球10億人受大氣污染之害，每年有200萬城市居民因大氣污染死亡【3】。

　　北京、廣州等大城市，被稱為「不適宜人類居住城市」；在全球「非宜居」城市中，中國大陸超過了四分之三【4】。在霧霾的背後，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畸形，生態環境深受破壞，製造大國陷於GDP高速增長後繼無力的「後危機」中。這是本文討論的範圍。

　　2．以解構視角　析粗放模式

　　本文從解構的視角思考粗放型增長模式，先分解政策、增長動力、產業、能源、生產要素的結構，再分析其弊端。

　　在政策結構方面，毛澤東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工業化政策，是照搬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其取向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或稱重化工業，向重工業、石油化工業、採礦業傾斜）和「以鋼為綱」。向重化工業大傾斜，有賴官方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忽略環保和生態修復之下，工業污染對生態環境積累了很大的破壞力。

　　在GDP增長的動力結構層面，官方的固定資產投資是主力，其次是產品出口的外需動力，消費性的內部需求長期薄弱。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投入，對赤字預算的依賴較高；當外需萎縮時，GDP增長則疲乏，造成就業危機。

　　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一產業（農業）處於弱勢，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的比重偏高，第三產業（服務業）一直滯後（2012年約佔45%，與先進國家的超過70%差距甚大）（表1）。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的比重太高，在「十一五」期間（2006—2010），從68%上升至近71%。【7】

　　能源結構的畸形，也加劇粗放模式的生態之害。在能源消耗中，煤炭的比重佔70%（2013）；全部清潔能源的比重只有13%。能源消耗的總量超過全球的20%，GDP佔的比重約10%（表2）；每單位GDP的能耗，高於全球平均量的二倍。

　　煤炭和民間生活中的燃煤（燒煤球煮食和取暖），造成大氣污染、PM2.5；石油產品和石油化工業的排放，也加劇大氣、水源和土壤的污染。　

　　3．從生產要素　看科技創新

　　就生產要素結構而言，粗放模式造成的環境壓力很大。

　　本文把生產要素概括為五類：自然資源、資本、人力、裝備、科技。

　　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水、土地和礦物，鋼鐵、煤炭、水泥、木材等）；資本，主要是官方固定資產投資的資本投入，其次是民企或合營企業的投入；人力，含生產者、管理者、決策者等；裝備，指發展項目（如基建工程）所需的一般技術裝備，或科技含量高的高端技術裝備。

　　對於科技的要素與粗放模式的關係，北京等地報刊較為忽略。本文對科技要素的解讀是：

　　一，人力的教育程度和科技素養；
　　二，工程項目、生產裝備、產品製造、企業管理的科技投入；
　　三，科技創新的理念、能力、成果和應用（產業化）。

　　在經濟增長的科技要素中，人力的科技素質偏低，工程、產品、管理的科技投入亦普遍不足，2013年的研發（R&D）經費只佔GDP 2%左右，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8】。

　　科技創新的理念、能力、成果，更遠不如西方強國。國務院發改委的一份文件透露：「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主要依靠國外技術的引進。比如我們所有的設備技術都是從國外引進或者國際合作，自主開發的能力還不強，和國外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產品的質量、產品的可靠性方面也有一些差距。」【9】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委辜勝阻說：「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全球價值鏈受制於人。iphone手機的利潤鏈，美果蘋果公司佔據58.5%利潤，韓日等國家佔據10%利潤，而中國只賺2%利潤。」【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於2013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透露，2008年，創新指數為30，不及日本的二分之一、美國的三分之一；創新效率指數也很低，低至0.9，其他國家是：美國100，日本37，英國19，中國只相當於韓國的63%【11】。

　　更值得思索的，是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宏觀經濟決策、規劃及其行政管理，長期存在脫離市場的「政治掛帥」，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動經濟高增長。在毛時代（1949－1976）常有反智、反科學的政策和舉措，如五十年代的水稻密植和「豐產衛星」、土法煉鋼，六、七十年代的農業學大寨、填湖造田、砍林墾荒，毛之後的圈地、圈水城市化等，都是家長意志或地方長官意志的產物。

　　4．調經濟結構　可持續發展

　　上述的結構和家長意志、長官意志下的GDP亢奮，造成粗放型增長模式的一大特色「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能源、高排放污染物和低效益（還有產品低端）。也導致產能過剩，資源、環境備受破壞，生態日益惡化。

　　粗放型增長模式衍生霧霾，霧霾的元兇是PM2.5。霧霾的污染源，主要是工業排放、汽車尾氣排放和燃煤。

　　面對生態惡化和PM2.5，胡溫新政的著力點之一，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尋求穩定、可持續的增長。

　　早在2004年，溫家寶闡述科學發展觀時就著墨於可持續的理念。2009年11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中歐工商峰會，他再提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我們要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球家園，必須建立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轉變現有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推動人類社會走上……生態良好的發展道路。」

　　2012年11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提到「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

　　李克強主持內閣（2013年3月—），傳承胡溫新政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於調整產業結構，他特別強調市場化：

　　「調整產業結構，最重要的就是面向市場需求。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市場需求可能是最稀缺的資源之一，產業發展最終要接受市場的檢驗。」

　　5．應對PM2.5　香港有商機

　　後危機時期的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本文的解讀是：轉變「三高一低」的增長模式，從「量增」（GDP高速增長）向「質升」轉變，著力於工程素質、產品質量、經營效益、科技含量的提升；在節能減排、科學發展的理念下，注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

　　調結構的意涵，是調整產業、能源、GDP增長動力的結構。提升服務業在三個產業的比重，在第二產業中，大力發展七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製造）。

　　在能源比重中，減少煤炭，增加清潔能源。GDP增長動力的結構調整，在於提升內部需求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改變過分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拉動增長的模式，形成投資、出口、消費協調的「三馬車」。

　　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的「願景」，是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推進市場化和新四化（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為治理環境和應對霧霾，國務院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規劃（表3）。

　　李內閣的環保施政，是大氣、土壤和水污染的治理。2013年9月，下達國務院37號文件〈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俗稱「大氣10條」，內有10條政策35項規範。2014年1月，有強化推廣新能源汽車的政策。

　　2014年，將還有〈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土壤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行動計劃〉出台【12】。

　　治理水、土、氣的污染和扶持環保產業，促進相關的投資。「十一五」的環保投資總額，超過1.4萬億元；「十二五」（2011－2015）的投資額會有不低的增長。

　　從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到扶持新能源產業的政策，為香港商人提供新的機遇。在環保產品的設計、產銷和新能源汽車方面，港商有較大的投資空間。在科技創新領域，香港高等學校的研發成果，或有更多合作機會促成產業化。

　　6．法治軌道外　落地效果低

　　治理污染、應對霧霾的「頂層設計」，視野頗廣，體現了從源頭治理的思路。但是，能有多少「落地效果」令人懷疑。

　　北京經濟學者吳敬璉說，早在八十年代初官方就提出轉變發展模式，但「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13】。

　　「落地效果」不理想，與體制弊端息息相關。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真正的政改未啟動，制度約束脆弱（缺有效的權力制約、財產申報制，問責制虛擬化），政令不暢和地方保護主義，官吏貪污猖獗（有人充當排污大戶的保護傘），造成改革和施政的障礙。

　　恢復藍天白雲的景觀，不是靠地方官叫口號，而是建立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和制度，正視民疾和民眾的健康、生命風險，如《後漢書．王符列傳》云：「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

　註：

　1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5/1736.full.pdf+html
　2 ，http://www2.macleans.ca/2013/01/27/business/
　3 ，http://www.iuappa.org/
　4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中新網2010.3.26。
　5 ，（1）丁望：〈胡溫維新與科學發展觀〉，信報月刊2007年12月號，頁46—50；（2）丁望：〈三農與結構失衡的困惑：從解構的視角分析後危機時期的農村經濟〉，信報月刊2010年4月號，頁44—52。

　6，李克強：〈關於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的幾個問題〉，新華文摘（北京，半月刊）2010年8月16期，頁1—7。
　7，〈國務院關於印發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的通知〉，中央政府網2012.8.21。
　8，「十二五」（2011—2015）規劃的指標，是2.2%。
　9，中國政府網2009.12.30。

　10，經濟參考網2013.8.16。
　11，〈創新指數國際比較與中國創新體系運行特徵〉，調查研究報告（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刊物）2013年5月24日第83號，頁1—12。
　12，中央政府網2014.2.10。
　13，吳敬璉：〈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成敗在「十二五」〉，改革內參（北京，國務院發改委）2010年11月19日43期，頁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