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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寬帶中國」到上海自貿區

──李克強的經濟發展路向(1)

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2013年10號,頁8─16 
上網:2013.12.13
字數:原文8,079,上網8,273

上海自貿區成立。網絡圖片

  關鍵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體制改革,科學發展觀,轉變,粗放型,上海自貿區,營改增,寬帶中國,三馬車,服務產業,新興產業
  引述歷史典籍:樹成蔭而眾鳥息
(荀子.勸學)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於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8月27日政治局會議確定的議程,一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二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

  政治局會議的公報稱:「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所謂改革,是指經濟體制和行政、社會管理、司法體制的改革,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未啟步,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可能有政改文件的「出台」。

  中共十八大後,北京政治生態是「政治的左手」與「經濟的右手」並舉。新總書記有「中國夢」之說,特別強調2M(馬克思、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持續的影響;他讓宣傳系統發起對憲政論、普世價值論、民間社會論的「大批判」,形成政治「偏左」(或曰「偏毛」)的格局。

  在經濟領域,李克強及其主持的內閣,則在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對於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路向,有新的思索。其經濟理念的「內核」,是「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或曰GDP增長方式);「轉方式」涉及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

  對促進經濟「穩增長」,李克強重墨於擴大內需,特別是以發展服務業帶動消費需求。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扶持傳統服務業,是他施政的一個承諾;他很少提「中國夢」,卻提出「寬帶中國」和「健康中國」的概念。

  1.三中全會 宏觀經濟政策

  在文革之後,中共每屆的三中全會,都是「全球聚焦」的話題,原因是會議的議題和「決定」,大都是關於宏觀經濟政策或經濟發展的「重大規劃」。

表一,中共歷次三中全會決議〔1977-2008〕


中共中央全會
時間(年、月)

政治局常委會
成員

通過之決議
(或會議主要內容)

十屆三中全會
1977.7
〔1973-1977〕

華國鋒(主席)*
葉劍英、鄧小平

1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和軍委的主席;
2恢復鄧小平職務(中央和軍委的副主席、副總理、軍方總參謀長)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12
〔1977-1982〕

華國鋒(主席)*
葉劍英、鄧小平、
李先念、陳雲、
汪東興

1全黨工作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
2平反天安門事件(1976)和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冤案;
3解放思想,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

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10
〔1982-1987〕

胡耀邦(總書記)
葉劍英、鄧小平、
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1〈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按:推行城市經改)

十三屆三中全會
1988.9
〔1987-1992〕

趙紫陽(總書記)
李鵬*、喬石、
胡啟立、姚依林

1〈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十四屆三中全會
1993.11
〔1992-1997〕

江澤民(總書記)
李鵬*、喬石、
李瑞環、朱鎔基、
劉華清、胡錦濤

1〈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五屆三中全會
1998.10
〔1997-2002〕

江澤民(總書記)
李鵬、朱鎔基*、
李瑞環、胡錦濤、
尉健行、李嵐清

1〈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十六屆三中全會
2003.10
〔2002-2007〕

胡錦濤(總書記)
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
黃菊、吳官正、
李長春、羅幹

1〈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七屆三中全會
2008.10
〔2007-2012〕

胡錦濤(總書記)
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
習近平、李克強、
賀國強、周永康

1〈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為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全會欄內,〔〕為每屆中央委員的5年任期。

   中央全會的「制度脈絡」是:一中全會召開於每屆之始,通過中共中央領導層的組成,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書記處、紀委、軍委的領導成員,他們構成權力金字塔的頂層;二中全會召開於每屆的第二年春,提出政權機構和政協的「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審議人大、國務院、政協換屆的相關文件(如政府工作報告)等;三至六中全會召開於第二、三、四、五年,審議「重大的決定」,大都在經濟、行政體制的範圍內;七中全會召開於第五年任期之末,主要議題是下一屆黨代會的召開。

  三中全會召開於第二年秋冬(多在9-11月),大都是經濟議題。本文表一列出十屆至十七屆三中全會(八次)的決議案,其中2次是政治方面的決議;2次是三農政策和農業發展;4次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

  每屆高層領導人的執政理念、經濟發展路向,「集中體現」於三中全會的議題和「決定」,因而有「全球聚焦」效應。

  2.深化經改 營改增城鎮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政治局在今年7月和8月的兩次會議、李克強的一系列文章,釋放了政治符號。解讀符號,可評估這次三中全會的「關注點」和今後經濟發展取向。

  8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審議和通過了兩份文件:〈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工作規劃〉、〈關於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它們將在三中全會討論通過。加強懲治貪腐、推動地方行政體制改革(機構改革),諒是今後4年的「重要工作」。

  經濟體制改革,將繼續推進。在《信報月刊》發表之拙文〈以科學發展觀 建設小康社會〉(2012年12月號,頁56-61)、〈新總理李克強與五大改革:從收入分配制改革到新型城鎮化〉(2013年4月號,頁6-14),已分析李克強內閣推動經改的構想。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李內閣以科學發展觀深化經改的著力點,預料是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改革,城鄉體制改革特別是城鎮化中的「市民化」改革,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農村綜合改革。

  其中,財稅改革中的「營改增」,在去年1月啟動「試點」;今年8月1日,在工業交通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業)擴大「試點」。其政策要點,見於國務院財政部、人行、稅總的「財預〔2013〕275號文件」:〈關於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有關預算管理問題的通知〉。李克強稱,「營改增」是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頭戲。

  3.滬自貿區 制度創新試驗

  在國務院主導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貿區)於8月批准設立,樹立了「綜改試點」的新地標(或稱自貿地標),是李克強內閣最引人注目的制度創新試驗。

  「綜改試點」是溫家寶主導的深化改革項目,他主持國務院期間(2003-2013),批准設立十幾個試點,包括天津濱海(金融)新區、成都城鄉一體化試驗區等。

  上海自貿區的「頂層設計」,決定於溫內閣時期;它的「落地」,則由李克強內閣主導。李氏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已於7月3日「原則通過」了國務院商務部等擬定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草案)〉。

  8月26日,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啟動相關的立法程序。立法的要點,是在自貿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商務部提請審批的〈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在會上審議。

  上述草案,提出授權國務院「凍結」3部法律: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2000修正);也暫停文物保護法(2007修正)有關拍賣文物的規定。凍結期為3年。

  凍結的理由,是自貿區總體方案的有關政策,與上述法律有衝突之處。

  凍結相關的法律,關乎自由貿易區的試驗、深化改革、制度創新。在試驗區內,外商投資可享准入前的國民待遇;在行政管理(行政許可)方面,外商投資由事前行政審批改為事後備案管理;合資格的外商企業,可在試驗區從事文物拍賣。

  4.可複製性 香港面對考驗

  商務部稱,自貿試驗區的設立,是探索對外開放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改革;其預期,是「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形成可複製、可推行的經驗」。

  行政審批制度是行政體制極重要的一環,它的改革始於2001年10月朱鎔基內閣,在溫家寶內閣有較大的推進。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持續推進溫氏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有利於試驗區與全球先進國家的「制度趨近」或「制度接軌」,促進市場化和國際化。這項改革的深化,也體現了李克強的「轉變觀」。

  上海自貿區的面積28平方公里,含上海市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

  試驗區內的硬體已齊備,只待軟體完整之後便可邁步。軟體主要是相關的立法和規章。

  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如能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吸引外商投資「築巢」,出現「樹成蔭而眾鳥息」(荀子.勸學)的景象,將形成經濟的新增長點。如能創出經驗的「可複製性」,試驗區將有號稱「第二香港」的國際影響力,香港面對的競爭壓力將大大增加。

  5.轉變粗放 擴大內部需求

  對於經濟發展的路向,李克強有審慎的思索,也有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在溫內閣擔任5年的常務副總理)。

  在新內閣,他的權力在傳承與開拓中運行,如4月號拙文的評估:「既傳承溫家寶的深改觀和溫內閣的改革規劃,也會有新內閣適應時勢的調整和開拓。」(《信報月刊》4月號頁7)

  在國務院的會議上,李克強說了這一段話:「上屆政府在溫家寶同志領導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這些都為今後發展打下了好基礎。」

  新內閣的經濟發展路向,自是「李中有溫」,如同上屆內閣的「溫中有李」。溫、李的共識,在於長期的粗放型高增長模式,不可為繼;必須改變「三高一低」的粗放模式,在正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或還有產品的低端化)之下,尋找注重質量、效益、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他們都把轉變增長模式、產業結構,視為新的發展路向。

  GDP的高增長,長期依賴投資、對外出口的牽動,消費需求拉動GDP的動力不足。

  投資以官方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主。據國務院統計局的統計公報,2012年的全社會(公、私)固定資產投資超過37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後的實增長19%(2011年為19.5%);對外貿易有大量順差,2012年為2,311億美元(2011年1,831億美元)。

  轉變「三馬車」拉動GDP的比例,以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創造新增長點,是他們的共識。

  在論及十八大後「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時,李克強稱,擴大內需是「發展的戰略基點,也是最大的結構調整。」他說:「過去幾年我們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靠的是內需。……我們仍要靠擴大內需實現持續發展。」

  內需的二個方面,一是投資需求,及其衍生的原材料、能源、交通運輸、物流、人力、勞工日常生活的需求;二是居民的消費需求,主要是居民的住房、交通、家庭生活、子女教育、醫療、旅遊和「人情」的消費。

  依靠官方的大規模投資,維持GDP的高增長,已不太可能。增加居民的消費,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一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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