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類論文　析當代中國

　　本書的十篇論文，或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關於社會學理論、範式、發展的論析，含〈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1992）、〈社會學的中國化〉（未註明發表年份）和〈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1998）三篇。

　　金氏有豐富的社會學研究和教授經驗，對德國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Max Weba, 1864—1920）【註1】的社會學範典尤有精深的詮釋。這三篇對社會學的論析具建構性。

　　金氏在導言中寫道：「三文對於社會學的本質，特別是『實證論社會學』與『理解學社會論』這二個範典之特性與目標有詳透的剖析，在中文的著作中，似尚未之見，希望對於有意於社會學為志業者，有所助益，幸甚。」（導言，頁Viii）

　　第二類，是關於中國研究的西方模式及其困惑，含〈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1974）、〈中國的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1973）二篇。所謂「西方模式」和「困惑」，是本文撰稿人的解讀，金氏在文中並無此用語。

　　第三類，是關於現代中國（1911—1949）和當代中國【註2】的社會學分析，含〈從社會系統論分析辛亥革命〉（1971）、〈中共社會主義之困境〉（1979）、〈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1974）、〈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之路〉（1992）和〈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範式〉（與范麗珠合著，2007）。

　　因篇幅之限，本文只介紹第二類，並發表「讀後感」。

　　白魯恂著作　索羅門論說

　　〈中國的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一文（頁95—119），以白魯恂（Lucian W. Pye, 1921—2008）的代表著作《中國引介》 （China: An Introduction）〔1972〕為研究載體。

　　白魯恂是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大師級學者，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政治學教授【註3】。他在MIT出版的《中國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1968〕等，是很多當代中國研究學者、研究生的必讀書。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一文（頁69—93），以《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971〕為主要的研究載體。這本書是白魯恂得意弟子索羅門（R. H. Solomon）【註4】的成名著作，由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

　　研當代中國　概念與型模

　　〈中國的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和〈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兩文，共48頁，佔全書內文275頁的17%，篇幅相當大。

　　兩文重墨於西方社會科學運用於當代中國研究的方法：概念、型模、理論（本文稱這種研究方法為「西方模式」），它的起步、嘗試和解釋當代中國的得失。

　　兩文的內容，本文歸納為二大要點。第一，西方社會科學「介入」當代中國的研究。

　　就白魯恂的《中國引介》，金氏提及西方學者研究當代中國的取向（偏好或偏惡）：「白氏發現研究中國之學者，……常把中國視為一種抽象體，一種善與惡的符號。惡之者視之為『魔鬼』，好之者視之為『烏托邦』；對中國主觀的形象已掩蓋了她的客觀真實性。」（頁101）

　　接著，金氏指出「西方人常本其有限之知識與體驗與太多的喜好而形構中國之形象，而使中國之真實性不得展露。」（頁101）

　　白魯恂和索羅門等西方學者，嘗試突破西方傳統的漢學，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解釋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

　　金氏說：「我們相信在研究『歷史的社會』或『當代社會』時，概念、型模、理論的運用是有其肯定的價值的，這幾乎是任何有系統思考或處理龐雜的資料時所不可避免的。」（頁73）

　　金氏以白魯恂的《中國政治的精神》為例，論析西方社會科學界研究中國著作的特點：

　　「從某一特殊的學術的角度或觀點（perspective）來截取中國歷史經驗體中某些顯性與隱性的現象加以系統地建構起來，而形成一種解釋、型模或理論。這類著作的優點是有系統性、邏輯性，有時且有啟發性，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社會體的複雜現象之所以然。」（頁99）

　　金氏認為，白魯恂和索羅門走的，「可能是一條有遠景的道路」；索羅門的《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社會科學（特別是行為科學）對中國研究可能提供的貢獻與潛力。」（頁93）

　　如亂套概念　難解釋現實

　　內容要點之二，是上述「新路徑」的開拓性和有待充實之處。

　　金氏稱白魯恂「是一位最不缺少所『見』的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之一」（頁100）。對於《中國引介》，金氏的評價是：「確已相當掌握到中國這個歷史社會體的特性」，「有所『見』，有所『透』」（頁118）。他又指出：「白氏所企圖作的中國『真實之重建』的工作中有其『蔽』，有其『隔』」（頁118）。

　　當代中國研究的西方模式，有系統化的理論框架，也有需要消除的局限。金氏分析西方社會科學界研究中國的著作，存在一些通病：

　　「這類著作卻往往不能避免以概念或型模犧牲或扭曲資料之病，亦即以概念支持概念，以型模本身的邏輯性取代了歷史之經驗實際。更有甚者，純粹以源於西方社會一時一地之研究中抽繹出來之概念範疇硬加於中國之社會歷史上。」（頁99）

　　提及白魯恂的《中國政治的精神》，金氏的評論是：

　　「處處突顯了他的分析力與想像力，但卻予人一種自概念出發，在概念中落腳的虛浮感，有時出現一針見血的神來之筆，有時則儘多不著邊不臨岸的論見。」（頁100）

　　金氏認為，對中國的真正理解，「必須通過概念與歷史資料之交互檢驗而求致」（頁100），而不能以西方的概念、型模亂套中國的歷史或當代社會現實。

他說：

　　「運用社會科學思維的學者，則往往有雕樑畫棟的架構，卻往往根基鬆弛，經不起歷史資料的撞擊。」（頁97）

　　金氏說的「根基」，我的解讀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全盤了解，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真相」的認識，掌握和辨別相關的研究文獻。

　　金氏提到中國政治學家蕭公權（1897—1981）的「科際整合」理念：傳統漢學與社會科學的相輔相成。

　註：

　1、2，人物的生卒、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斷代年份區間，為本文撰稿人附加，非出自《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一書，如有錯誤由撰稿人負責。
　
　3 ，白魯恂參與創辦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1963—1988在亞皆老街155號，1988改組為中文大學的機構，現名大學研究服務中心）。──參閱白魯恂：Present at the Beginning, 2004。

　4，我見過白魯恂和索羅門，與後者在香港有一段短暫的交往，就當代中國研究「交換意見」。他的成名作在學界頗受關注，因此被基辛格（七十年代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吸納為他的助理，為當代中國研究方面的重要智囊（後繼的中國研究學者有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我應邀訪問美國的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時，應邀到白宮他的辦公室與他晤談，交談文革的政治事件。對於他和白魯恂的中國研究理念、方法略有了解，今天重讀金耀基教授對他們的代表作及西方研究方法之分析，倍覺多了一些思索。
　　索羅門能講流利的中華國語（普通話），對當代中國研究十分勤奮，思考力甚強。離開白宮後，當過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駐菲律賓大使，2012年轉入蘭德（智庫）當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