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段論表述　十八大正名

　　胡錦濤在十七大的「報告」，提到的大會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表述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三者在「理論體系」中是並列的。

　　自十七大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件的表述，都是「旗幟＋三段論」。「旗幟」包含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其「內核」是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胡氏在十八大的「報告」，仍是「旗幟＋三段論」（表1），只是表述方式略有差異。

　　新的表述，把科學發展觀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並列，正式確定三者「平行」的形式。這種「正名」，是形式的「升格」。

　　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胡溫即將退位，完成科學發展觀的「正名」形式（或曰「合法性」的程序），意在延續「指導理論」的影響力。這是安排「政治後事」。

　　溫氏多次以「人亡政息」之語（出自《中庸》第二章：「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表達憂患意識。這種意識，諒是為科學發展觀「正名」的一個因素。

　　3．發展觀內涵　十二字概括

　　跳出官方的表述，本欄把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概括為十二個字：科學，轉變，協調，全面，人本，改革。

　　科學：以科學的視野決策、施政。任何政策、施政、建設項目，都要建基於科學知識、科學論證，並接受科學化的管理和實踐檢驗；正視並增強科技的投入，提高決策、行政、生產、管理、服務的科技含量，從而改善並提高相關的品質。

　　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或稱經濟增長模式），胡錦濤的「報告」，重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線」。

　　「轉變」之一，是由粗放型的「量增」，轉變為以注重科技投入的「質升」。由不惜代價（機會成本）追求數量的增加（如GDP的高增長率、城鎮化的比例），轉到提升產品或項目的質量、管理和經濟的效益。

　　所謂粗放型，以「三高一低」為特徵。資金、人力、資源的高投入，能源和原材料的高消耗，高排放造成的環境高污染和低效益，對環境、資源和民眾健康安全的損害甚大。這種超出環境、資源、社會承載力的增長模式，無以為繼，且釀成生態災難和安全事故，群體抗爭頻仍，加劇「社會深層次矛盾」。

　　在科發觀之下，增長模式的改變，是從物質投入的「量增」，轉為增強科技設備、人才、管理的投入。正視並改善決策、管理、生產者的科學素質，以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帶動經濟發展和GDP增長。

　　「轉變」之二，是調整產業結構，由重化工業為主，轉為服務業、新興產業為主。國務院確定發展的「新興戰略性產業」是：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以新興產業、服務業的發展形成新的「增長極」。

　　「轉變」之三，是從依靠投資（主要是官方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拉動GDP增長，變為以投資、出口和消費（主要是內部需求的生活消費）拉動增長。

　　協調：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協調。

　　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闡述發展觀的五個統籌，就是指上述的五個協調。後來，胡錦濤用一個「統籌」概括這五類協調關係，另提出三個「統籌」：統籌中央和地方關係、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稱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全面：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下，推動社會、政治、文化建設，著力改善民生。這些建設都要與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如政治範圍的行政體制改革，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公共服務體系。

　　「全面發展」概念的提出，是針對過去的偏失：重經濟建設，忽略其它領域的建設；追求經濟的增長速度，忽略民生的改善；更漠視民眾對自由、平等、維護合法權益、美好生活的期望。

　　胡錦濤說：「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明顯增強，……社會利益發生深刻變化。」他道出科發觀面對社會利益多元化、民意多元化的現實。

　　人本：以人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官方稱，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胡錦濤多次提到，保障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參與權。溫家寶說，要提高民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權」。

　　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並推進行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據胡錦濤的「報告」，十八大後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國務院主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推動中。

　　胡錦濤的「報告」，重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涉及中央權力體制、真正的政改並未啟步。

　　5．美麗烏托邦　面對障礙多

　　處於「指導地位」的科發觀，是「頂層設計」的產物，有理想化的色彩。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不少政策設計和「戰略構想」，有點理想主義，「可操作性」不高，如民眾的四權（知情、表達、監督、參與權），只是動聽的口號；胡錦濤在「報告」中重申的「法治國家」、「政治文明」和「人民當家作主」等，是遙遠的烏托邦景觀，令了解現實生活者有「虛幻」之感。

　　在國務院和中央部門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對科發觀的「政策共識」較高，在經濟領域有相當的落實空間；行政管理水準較高的省，也在一定範圍內可能落實科發觀。

　　但是，許多地方政府特別是地級市、縣、鄉鎮政府，未必能著力落實科發觀或創造實施政策的效益。

　　科發觀的落實，面對許多障礙。首先是制度弊端，特別是權力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的約束。地方人大仍是黨政長官的橡皮圖章，不能有效約束、監察預算和其它公共財政。

　　許多地方官以長官意志行事，有GDP高增長的亢奮，又好大喜功，不顧環境、資源的承載力，脫離實際追求極高的GDP增長率。

　　在「全國GDP增長率」10%左右時，竟有些省、直轄市的GDP增長15%甚至18%以上。薄熙來在重慶的獨斷專行、GDP每年增長15%以上的「政績工程」，暴露權力不受制約導致腐敗的制度弊端。

　　6．法治軌道外　防範性恐怖

　　科發觀的落實，有賴於司法獨立的社會法治、維護民眾合法權益（包括知情權、監察權）的制度。但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遠離真正的法治軌道，自無獨立的司法，亦無真正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官民的衝突、社會糾紛，很難透過司法途徑裁決；民眾的合法權益，很難借助於司法救濟而獲得維護。

　　許多地方官以「穩定壓倒一切」之名，靠拳頭行事，以致法律和司法程序「白條化」（連扣押人也不出示「執法者」證件、不通知當事人家屬）。

　　這種權比法大、漠視或侵害民眾合法權益之舉，與科發觀構想的社會建設諸如對話協商、依法行政及「和諧社會」背道而馳。

　　《武漢大學學報》近期發表唐皇鳳教授的〈「中國式」維穩：困境與超越〉，指出「維穩」帶有明顯的暴力壓制手段：「有些地方政府頻繁動用國家專政工具甚至勾結黑惡勢力，採取諸如截訪、毆打、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以至於公然在北京僱佣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各種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上訪群眾人身和精神的巨大傷害。暴力維穩正在嚴重傷害政府機關在群眾中的形象，逐步侵蝕著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維穩與維權之爭，是中共黨內和黨外都在關注的「社會矛盾」。落實科發觀，繞不開這個「矛盾」。

　　任何社會制度下的政府或執政黨，都想穩定社會、維持施政或執政的地位。「維穩」必須在保障基本人權的法治軌道上，受到制度的有效約束和社會監督。以「踢開法律」和「繞開司法程序」的非常手段，靠恫嚇、暴力行事，是製造社會恐怖氣氛，以增強威懾力。這是斯大林（1879—1953）和毛澤東（1893—1976）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

　　波蘭著名的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1921—2007），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一書，論及斯大林的「防範性恐怖」，指斯大林及其手下以恐怖手段達到「防範效果」，防範對政策、路線的「對立情緒」。

　　現在，許多暴力化的地方官，把上訪者或「揭貪」者押入黑牢或神經病院，無疑也是「防範性恐怖」。

　　 7．科學素質低　地方官腐敗

　　中國的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有成果，尖端軍事科學和軍事工業相當發達，但產業的科技水準仍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

　　中國科學院現代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透露，2008年，中國農業經濟水準，比美國落後108年，比英國落後150年，與韓國的差距是36年；農業的勞動生產效率，只及發達國的2%、美國的1%。報告稱：「農業現代化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塊短板。」（新京報2012.5.14）

　　科技和資金向軍事科技、軍事工業大傾斜，使社會整體的科技水準偏低。2010年，國民平均受教育只有9年（表2），也制約產業的科技發展，妨礙科發觀的實踐。

　　落實科發觀的障礙，還在於地方官特別是地級市、縣、鄉鎮官員綜合素質偏低。儘管許多人亮出在職博士、在職碩士的「學位」，實際卻只是以權力取得的「榮銜」，實際的教育素質不高，很多人只讀過初中，科學素質更低。

　　這一類地方官對現代化的了解不多，在「知識短板」的局限之下，很難落實科發觀，卻習慣於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施政和「指揮經濟工作」。

　　不少地方官缺乏科學發展的理念，習慣性「跟著感覺走」，一哄而起。當國務院提出發展新能源產業的路向時，不少地方官不理會本地是否具備相關的資源（人才、市場和相關的設備配套），就讓太陽能產業「急上馬」，以致產能過剩、設備利用率低，造成浪費。

　　國務院關於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的文件透露：「一些地方對節能減排的緊迫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對調結構、轉方式重視不夠……政策措施不落實。」

　　地方官場腐敗，許多官員與奸商勾結，以「促增長」為名破壞資源、環境，官員成為高排污的「保護傘」。

　　北京《經濟參考報》透露：「一些地方發展心切，抱著『願寧毒死也要GDP』的心態，有意無意地忽視環境保護，導致『引進企業就是引進污染，發展經濟就是破壞環境』的惡果。面對企業違法排污，一些地方政府成為企業的保護傘，通過變通政策打擦邊球，甚至開綠燈，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商同流合污，加劇生態的惡化，加深可持續發展空間的危機。

　　在法律、制度約束低、許多官員施政不力和貪污腐敗之下，產業結構調整，環境的保護和修復，受到很多阻力。

　　據國務院的文件，十一五期間（2006—2010），重工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68%增至近70%；2010年的GDP，佔全球的8.6%，能源消耗佔19.3%。

　　8．雖正視障礙　或積重難返

　　中共中央的頂層官員，了解並正視落實科發觀的障礙，例如企業的「科技短板」。〈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2010年「國發」第三十二號文件）透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掌握的關鍵核心技術少，……體制機制不完善。」

　　溫家寶主導的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就與應對「科技短板」有關。假以時日，持續的改革諒有利改善社會、企業、政府的「科技體質」。

　　十八大之後，中共新領導層應會正視落實科發觀的障礙，並逐步減輕障礙造成的阻力，但需時甚長，可能有積重難返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