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與十八屆一中全會，是功能不同的兩個層次會議。前者的主要議題，是聽取和審議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產生十八屆中委會、中紀委；後者則產生政治局及常委會，並通過常委會提出的書記處人選。

　　「一黨領導」體制是「高度集權」的，其結構是金字塔型，越近頂層，權力越大、人數越少。中共中央的決策權集中於政治局特別是常委會和總書記，故官方媒體有「頂層設計」的術語。

　　本文略析有登金字塔頂優勢的政界紅人，觸及精英評估的制度基礎、秩序文化，在黨政職務預設機制和定格量化之下的「八強」。

　　1．政治精英評估　秩序文化視角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權力的轉移、接班群的挑選是「規劃型」。

　　「規劃」的意涵之一，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接班群，都由中共中央或地方黨委規劃、運作。在換屆前多年就把一批人列為「培養對象」，並有相應的「職務安排」，例如五十年代出生的習近平（現齡59歲）、李克強（57歲），在2007年10月的十七屆一中全會破格提升為政治局常委。次年，他們又分別獲任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確定了接班（接替胡錦濤、溫家寶）的順位。在十七大之前，他們只是普通中央委員，有地方資歷而沒有中央部長、書記處書記或政治局委員的台階。

　　「規劃」的意涵之二，是黨政高層職務（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書記處成員）、地方黨委一把手等，都是「等額選舉」，實是沒有「選項」的命令型投票，不同於一人一票、體現「投票人意志」的選舉型。中共黨章寫的「黨內民主」仍只是「美麗的口號」 。

　　儘管是「規劃型」的權力轉移，但「規劃」的運作，有一些法律、制度的規範。前者包括中共中央主導、人大通過的「國家法律」（如公務員法）、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執政黨規章（如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

　　權力體制的制度規範，則有對年齡、任期的限制，本文稱為年齡邊界（官方稱「離休線」）、任期邊界。還有本文稱為定格量化、黨政職務預設機制的制度約束。

　　法律、制度的規範，有的已形成剛性約束，如年齡邊界（副部、部級分別為60歲、65歲，高於部長的高層職務72—73歲），任期邊界（政權高層職務兩屆10年）。有的制度如黨政職務預設機制、定格量化，大致已常態化。當然，也有法律、制度是「軟約束」或「白條化」。

　　學術研究範圍內的政治精英評估，不同於小道新聞的「隨意猜想」。精英評估之有可能性，是因為權力轉移有一些法律、制度的基礎。如果沒有制度、模式可循，精英評估的可能性便不存在。此外，前面提及的「規劃型」安排，也使精英評估有脈絡可尋。

　　本文對政治精英的評估，是構建於秩序文化的概念上。權力轉移的秩序文化，包括法律、制度的約束，精英優勢形成的差序（精英優勢的強或弱，影響升遷的先後次序）。

　　在本人的秩序文化研究體系中，精英優勢包含年齡優勢、學歷優勢、資歷優勢、台階優勢、政績優勢，系統經驗(如地方經驗)優勢、族群（少數民族或女性)代表性優勢、政治血緣（家庭背景、部屬或派系關係)優勢、上層關係優勢；也包括藉資歷、經驗、台階、血緣等優勢構建的順位優勢和替代優勢。其中，年齡、政治血緣、上層關係的優勢，對升遷的影響尤大。

　　2．七上八下模式　高層定格量化

　　 評估政治人物是否具備政治局委員或常委的精英優勢，得以解構的視角，分解相關的制度、權力結構。其中，「上七八下」的十六大模式，定格量化、黨政職務預設機制，與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組成息息相關。

　　在制度約束中，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入職年限規定，本文稱為「年齡臨界點」，2002年十六大，2007年十七大都是67歲（分別1935、1940出生），67歲可入新一屆中委會，68歲退下。這就是「七上八下」的十六大模式、十七大模式。

　　「七上八下」模式如不變，十八屆中央委員的臨界點，是1945年出生者（1944或以前出生者退下）。不超越臨界點，是政治人物能否「入局」或「入常」的「年齡條件」。

　　十八大如不改變「七上八下」模式，十七屆政治局委員有14人要退下（參閱表一），加上已停職的薄熙來共15人，佔總數25人的60%；其中的常委7人，佔9個常委的77.8%，「代謝率」甚高。

　　政治局的組成，與定格量化有關。

　　官方並無「定格量化」的術語，這是本文對某一制度規範的概括。指在特定權力規格（職級）、階層中，對席位的量化。

　　在十七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有9席，書記處書記2席(兼任中組部長、中宣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4席，軍方2席，人大和政協黨組共2席，地方（省）6席。在25人中，女性（劉延東）和少數民族（回族回良玉）各一位（參閱表1）。

　　 在中央委員中，各省的席位均2席（省委書記和省長），新疆和西藏則是「特殊的例外」，各增少數民族1席。

　　3．黨政預設機制　高層職務互動

　　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權力重組，也與黨政職務預設機制有關。

　　「黨政職務預設機制」並非北京官方術語，而是本文對黨政換屆時職務互動安排的概括。

　　中共每5年一屆的黨代會，在秋冬舉行，改組中央委員會領導層；次年3月，舉行新一屆人大會議，改組政權機關領導層。這種先黨後政的換屆改組，是中共中央主導的「規劃型」安排，具有黨政人事互動的特點。

　　預定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常務副總理、政協主席，都先有政治局常委職務；預定當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和國家副主席、中央紀委書記，也能「入常」。

　　除此7人外，預定的宣傳思想系統總管(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政法系統總管（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也有常委席位。這是十六大模式、十七大模式（參閱表2）。

　　十四屆（1992—1997）、十五屆（1997—2002）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均7人，不設這兩大系統總管的席位。十五屆的常委會，由擔任紀委書記的常委尉健行兼管政法系統；其下有書記處書記羅幹，兼任政法委書記，主持政法系統。另由擔任常務副總理的常委李嵐清，兼管宣傳思想系統。這種7人常委會的安排，權稱十五大模式。

　　 4．高層台階優勢　關乎傾斜吸納

　　政治人物有無「入常」的競爭動力，自與精英優勢密切相關。在精英優勢中，具備政治局委員的台階優勢，是關鍵因素之一。

　　所謂台階優勢，是指擔任過某一重要職務，此職務幾乎是「更上一層樓」（特別是登金字塔頂）不可或缺的台階。台階優勢的構築，自與資歷、血緣、政績優勢等有關。

　　上一屆政治局委員的台階，對新一屆「入常」的差序有極為重要的影響，主因是常態化的「傾斜吸納」。

　　「傾斜吸納」並非官方術語，而是本文對台階優勢形成因素的概括。其意涵是：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從上一屆政治局委員中吸納。

　　沒有上一屆政治局台階者，也有「入常」的機會，但機率並不高。

　　常態化的「傾斜吸納」，又關乎政治局委員、常委「只進不出」的慣例。每屆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員，除非超過年限、涉案或受政治事件牽連，都可以在下一屆連任。這是1982年十二大以來的常態。

　　從1982年十二大到2007年的十七大，一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常委，從上一屆政治局成員中吸納的比例很大。

　　這六屆的政治局常委會（有的在任期中間再改組），共有常委54人（次），其中，30人是上一屆的常委，佔55.56%；18人是上屆政治局委員，佔33.33%；政治局候補委員1人，佔1.85%；非政治局成員5人，佔9.26%（表4、5）。

　　常委會如保留9席的安排，具「入常」精英優勢的除上述「八強」外，尚有無政治局台階的孟建柱（參閱表6）。他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具備政法系統經驗，有接任政法委書記的替代優勢。他是「新海派」（八十年代以來長期在上海當官），與「太上皇」關係密切。在十八大權力重組的派系平衡中，他的「上海背景」也是一種政治資源。

　　常委人數如回到十五大模式（7席），孟建柱便沒有「入常」的機會；「八強」中的劉延東或俞正聲，有一人可能無法「入常」。

　　在「八強」中，除劉延東外均有地方資歷優勢。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王岐山、汪洋，都有兩省以上的黨政一把手資歷（參閱表6）。

　　在入政治局前，李源潮、俞正聲、王岐山、汪洋，均當過國務院部長或正部級的常務副部職，兼具中央與地方資歷。

　　李克強、李源潮和劉延東，原是共青團中央大將，胡錦濤對他們的「了解度」和「信任度」高，因而有上層關係優勢。

　　習近平、王岐山和李源潮、劉延東、俞正聲，是政界有代表性的高幹子女即「公子黨」，父輩（包括岳父）是正部級高幹，或高於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血緣優勢甚強。

　　他們也有政績優勢，並因此增強「更上一層樓」的動力。

　　在「八強」中，習近平、李克強和李源潮「入常」，似成定局。在《信報月刊》六、七、九月號的拙文已略分析，此處不贅。

　　6．四省市一把手　張德江資歷強

　　張德江的「入常」，似亦無政治懸念：預定接吳邦國任新一屆人大委員長，並在預設機制下「入常」。

　　有傳媒稱，據「北京權威方面消息」，張高麗和俞正聲資歷強於張德江，有一人會任人大委員長。此說與事實有出入。

　　在「八強」中，張德江與俞正聲、「八強」外的劉雲山，均具政治局委員10年資歷。論地方資歷優勢，則張德江最強。他是唯一具四省(市)書記資歷者；在地方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大的四大板塊，他兼具東北（吉林）、東部（浙江、廣東）、西部（重慶）的地方經驗。

　　他是現任的副總理，具備接任人大委員長的重要台階。自1987年十三大以後，預定擔任委員長並「入常」者（從喬石直到吳邦國），都當過副總理。他的這個台階優勢，是「八強」內俞正聲和「八強」外張高麗沒有的。

　　張德江被政界稱為「江派」或「靠江派」。在前朝權要對權力重組仍有「後影響力」之下，他的上層關係，是派系平衡的考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