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2016年3月1日3月號
　　　頁66－69
上網：20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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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閬中市8位討薪民工被公審示眾。網絡圖片

　　中國大陸民權　缺乏有效保障

　　北京官方聲稱「以法治國」、「人民享有自由」。八二憲法和其他法律確有人民自由權的規定，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通信和人身的自由，但相關法律條款都是未兌現的「白條」，人民未真正獲得自由權的保障。各級官員常以「維穩」為藉口，強加「尋釁滋事」罪名剝奪人民自由權１、迫害維權上訪者２；有些官方電視台和地方官吏，常把未經法院判罪的「疑犯」示眾迫他認罪，違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３。

　　八二憲法實施之前，民權更無保障，人民的自由權長期被剝奪。五四憲法規定人民有自由遷徙權，但毛搬用斯大林的蘇聯嚴控模式，以嚴苛的戶籍控制和糧食隨戶籍配給制，形成隔離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居民不能向城市自由流動；官方常以強制手段，把有城市戶籍的居民「下放」或遣送到農村。

　　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毛的親信、以極左聞名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以哄騙和強制的手段，流放一批「黑五類」及其家屬（包括幼童），押至西北甘肅荒涼山區，受害者景況淒涼４。

　　從五四憲法到後來多次修改的憲法及「國家法律」，都稱「工農當家作主」。事實是：工人和農民從未真正「當家作主」，在毛時代農民處境尤艱難。「人民公社」實施農奴化管控期間，農民連種植的自主權也沒有。七十年代末，在安徽推行包產到戶解救飢餓農民的改革家萬里（1916－2015）說：「搞人民公社，……簡直是強迫農民，以至剝奪農民」５；又說：「把農民管得太苛，沒有一點自主權」６。

　　一黨領導體制　遠離法治軌道

　　7個共產國家或共產政權解體的國家，有6個的自由度極低：中國大陸188位（16分），越南178位（20分），老撾195位（12分），北朝鮮205位（3分），古巴188位（16分），俄羅斯177位（22分）。

　　唯一例外的是蒙古：86分，排56位，比香港高23分（高48位），只比台灣低3分，在自由地區之列。這是蘇東波（1989－1991）後，亞洲原共產國家自由化的奇蹟。

　　共產政權已解體的東歐國家，多半已「西歐化」，自由指數大都很高：捷克95分，波蘭93分，斯洛文尼亞（原在南斯拉夫）92分，斯洛伐克89分，把上述5個共產國家和俄羅斯遠遠拋離在後面，可與歐、美先進國家媲美。
　　
　　中國大陸的各類指數最低。其中，自由度只有16分，在全球倒數20左右；新聞自由度則居180國（地區）的第176位，與共產國家古巴（169位）、老撾（171位）、越南（175位）、北朝鮮（179位）一樣，是極不自由地區，僅略高於敘利亞（177位），比非洲的索馬里（172位）、蘇丹（174位）還低；與共產政權解體後推行政改的蒙古（54位）相比，相差一大截。

　　中國大陸的清廉指數（83位），亦仍在很低的排序，低於蒙古（72位）和古巴（56位）。

　　指數低與「一黨領導」體制息息相關，社會遠離法治之道，經濟領域未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計劃經濟（命令經濟）體制的沉澱很重，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仍很強，國企享有各種特權。

　　2013年以來，政治的高度集權，形成造神的個人崇拜、家長意志下的一言堂格局，民權更缺乏有效的保障。民眾的所謂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都只是口號。經濟規模的壯大（GDP居全球第2），並未帶動社會融入全球的自由文明軌道。

　　香港政局惡化　自由權有危機

　　全球各類指數的變化，顯現香港的自由、民主、廉政倒退，顯露衰敗之象。

　　「九七」後，香港「一國兩制」政治生態有錯綜複雜的變化。2012年冬北京權力金字塔頂重組之後，政局急劇向更左方向轉彎，並衍生「亞文革」。在高度集權和家長意志下，官方對知識界展開大清查、大清算（批自由化、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和民間社會論等），在各地強拆教堂十字架，以政治罪名關押維權律師、上訪民眾，取締民間（公民）社會組織，並追究「妄議」罪。

　　香港深受北京政局轉變和亞文革的影響，新聞自由、人身自由、校園學術自由持續受到衝擊。

　　報紙總編輯在街頭被刺殺、港大校園類似「拔白旗插紅旗」（1958）的風波、越境政治綁架事件的發生，在在說明香港正在加快紅色化（赤化），兩制邊界模糊，市民的自由權面對危機。政治生態的惡化，是香港在全球自由指數中排位下降的主因。

　　政治體制改革　帶來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的概念，源自古希臘。個人的獲得自由權、社會自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經歷了漫長、艱巨之路。

　　從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到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1791年美國的人權法案、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自由權的實現、人權的保障大有進展。

　　對於自由的意涵，我的解讀是：從奴役、壓迫中解脫，人具有個體的獨立，不是受他人束縛、支配、奴役的「工具」；不是集體主義下不能自主的螺絲釘，不是人身依附下沒有「自我」的盲從者。如同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說的：「人生而自由。」

　　所謂個體，一是人的「自主」，二是「自在」。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說：「自由，是一個人不受他人武斷意志所強制的」，就是指人的獨立個體。

　　自由平等是天賦人權，自由權被侵害或剝奪，多因極權制度，自由權的復歸民眾或有效保障，有賴政治體制的變革、法治的建立。

　　環顧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是唯一的法治、自由社會；台灣處於限制自由的戒嚴時期，是「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大陸則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領導體制，沒有自由、法治可言。

　　自八十年代後期蔣經國推動政治改革之後，台灣的政治生態大變，今日的自由度已超越香港；民眾的民主權，已體現於從里長到總統的選擇權，實現了主權在民、政黨輪替的民主。「九七」後的香港，面對兩制邊界模糊化、赤化日益明顯之困，自由度下降、民主前景悲觀。

　　再看蘇東波後原蘇聯東歐集團的變化，也可以看到自由的曙光在於政治體制改革。靠近西歐的原東歐共產國家捷克、波蘭、匈牙利，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在共產政權解體後推行政改，朝向西歐的民主政治，其自由度和經濟發展的成就可觀。

　　俄羅斯和原蘇聯的中亞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斯大林極權體制的沉澱遠未清除，自由度都仍很低。蒙古的自由度和民主度則大大提升，這要歸功於政改。

　　這幾年，北京在政治上走回毛澤東老路，在「亞文革」中強化社會監控、專政職能，人權受到更大威脅，香港的自由難有「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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