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筆談〈別了，打傘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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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與憲政論戰〔文摘〕

—— 5．歷史回顧．31年前海外知識界的聲音．之一

明報月刊筆談〈別了，打傘的和尚〉〔摘要〕

　圖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評論文革。

　　本網編者按：

　　毛澤東（1893—1976）對美國記者說：「我是和尚打傘」。「和尚打傘」的意涵，是無髮（法）無天。中共得政後的毛澤東時代（1949—1976）和後毛時代（1976—1978），是以「和尚打傘」為時代標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北京官方稱為改革開放時代。經濟體制改革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們對法治社會的期望漸漸增高，但社會仍遠離真正的法治軌道。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評論文革，並批判毛潭東的晚年錯誤，稱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批評毛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

　　在這份文件下達前後，中共中央主持修改憲法（在1981年之前有過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表示要汲取文革教訓，建立「社會主義法制」。新的憲法於1982年11月公布實施，俗稱「八二憲法」。

　　1981年的修憲，頗引起海外知識界關注。《明報月刊》（創辦人金庸）的主編人董橋，邀約知識界筆談〈別了，打傘的和尚〉（刊1982年1月號明報月刊，頁14—24），執筆人有余英時、金耀基、牟潤孫、徐復觀、丁望、唐民等。除余氏文長五千字外，其餘均為千字文。

　　筆談者比較接近的觀點是：修憲必須限制權力、保障人民權益，且有效實施，讓社會逐漸走向法治之路。余英時教授對「行憲」和法治之障礙，尤有精到的分析，與今日北京體制內極左派「炮轟」憲政論的文章比較閱讀，印證他的預見。

　　為方便各地網友了解31年前海外知識界的聲音，並比較現在的批憲政論，特輯錄筆談摘要。

　　應改變「無法無天」

　　余英時（當時是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
　　原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中共這次修憲頗受到海內外人士的關注，我想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想知道在毛澤東個人統治結束之後，中共對於「法治」的問題究竟抱著什麼態度。經過了二、三十年「無法無天」的慘痛教訓之後，我們願意相信中共領導階層中確有人真心希望通過憲法來建立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

　　我們也有理由判斷，新憲法必然會比舊憲法包涵著較多的合理成份。但是我個人並不特別重視修訂後的憲法所將具有的具體條文。任何具有民主意義的憲法都是在實際生活中成長起來的。

　　中共現在肯認真地修憲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個人對這部新憲法的前途卻仍不能不抱著相當保留的態度。上面所列舉的西方各國的前例，在共產黨人看來，都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憲法」，是所謂「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對於這種憲法，他們當然是不屑一顧的。他們所要的則是所謂「無產階級的憲法」，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無產階級當然不能整體地參與專政，所以專政的責任就必然落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共產黨的身上。世界上自從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領導的「憲法」之後，憲法這個名詞的意義便完全改變了。1936年蘇聯頒布的所謂社會主義新憲法便是最好的說明。史大林一方面在進行「大整肅」，一方面卻在國際上大肆宣傳他的「新憲法」。

　　在唯權主義的社會裏，法律是沒有基本約束力的。權力有大有小，正如財富之有多有少一樣。不用說，權力越大的人便越可以超越法律的限制。

　　現在中共領導階層中一部分比較開明的人士希望通過憲法來重建秩序，他們必然會遭到黨內保守派的強烈抗拒。這種抗拒將隨著修憲、頒憲和行憲而步步升級，尤以實行階段為然。這個保守派是當前唯一能直接威脅著中共領導階層的壓力集團，因而不可能不對它妥協讓步。中國有權階級保守分子總數至少在兩三千萬人以上，他們盤踞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多種大大小小的權力崗位上，真正實行憲法就是限制他們對權力的使用。這何異乎與虎謀皮？

　　一個堅持：「法的堅持」

　　金耀基（當時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

　　文化大革命，全國陷於暴風烈雨之中，不要說一般人民，即使黨政的領導人，亦一樣處於危不保身、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慘境，整個社會進入十年無法無天，「語錄」代「憲法」的黑暗期。世界上二個最大之社會主義社會，蘇聯和中共，前者有史大林的「大恐怖」，後者有毛澤東文革的「大浩劫」，都指明一個事實：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本身有大病，病原之根就是「無法」。

　　要想推行現代化，要想建立人民對未來的信心，最逼切的莫過於把法律的權威建立起來，最重要的是一個堅持，即「法的堅持」。這不是在紙面上修憲可以奏功，也不是強化「法制」就已足（「法制」是以法統制，與法家思想者近，而與「法治」者遠），而必須建立「法治」（rule of law），建立超越黨、階級與個人之上的法律客觀化的精神與權威。

　　法治是法律前人人平等，法律內人人自由的政治。「程序的理性」是一切專制、獨裁滋生的防腐劑。

　　今天要剷除官僚主義，要人民免於恐懼、不安，要使人民有合理的自由，要使現代化上路，捨法治、捨建立「程序的理性」之道莫由！中共今日百事待舉問題重重，但萬題之題，是建立「法律的權威」，如不把握貫徹這個精神，則修憲與否，皆非大關節事。

　　 建立行憲基礎

　　牟潤孫（1908—1988）（當時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教授）
　　原題：〈論中共延遲修憲與建立行憲基礎〉

　　修憲雖然重要，行憲更為重要。縱使訂立完善的憲法，不能去認真實行，白紙雖然寫上黑字，到施政時有權的人不遵守、不實行，或者再出來個恃權專橫的人把它撕掉，豈不仍是廢紙一張？憲法條文規定無論多麼開明，多麼民主，沒有徹底施行法治的措施，憲法必致不能發生作用，而徹底施行法治措施的基礎，則建立在衛護法律尊嚴的政治力量上。

　　今日中共中央如不能夠先在黨內進行嚴格法治，則黨領導威信大有降低的危險；法律尊嚴如樹立不起來，政策政令的推行，更會發生受到阻撓或形同具文的現象。

　　專政與法治絕不相容

　　徐復觀（1903—1982）（當時是新亞書院退休教授）
　　原題：〈對中共修改憲法的意見〉

　　中共即使不要民主，但為了社會安定，也不能不要法治。香港沒有民主，但香港有法治。

　　法治是要上下共守的。不論「無產階級專政」也好，或「人民專政」也好，都是把三千九百萬中共黨員，高置於「法治「之上，隨時都可用專政的名義摧毀任何「法治」。「專政」與「法治」是絕對不能相容的。

　　假定中共能接受他們所已經受夠了的教訓，正視國家的現狀，修憲不是為統治上一時的便利，而是要為國家人民開出一條生路，則有關條文應當如何修改，他們自己都可以想得到。否則我們說得再多，也只是白費。

　　憲法須保障人民權益

　　丁望（當時是明報副總編輯兼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
　　原題：〈北京「修憲」的聯想〉

　　憲法是社會走向法治的基礎，但有了憲法並不等於有了法治。憲法的最大意義，在於確定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權利，確立國家的法律秩序；憲法如果不能超越於一黨利益，不能限制當權者的權力而確保人民的權利，是不會有生命的。

　　憲法必須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地位，凡是憲法規定的條文，都要執行，不得違背，絕對不能「各取所需」、「選擇執行」。一九五四年的憲法規定，人大代表非經法院判決不得逮捕，但在文革初期，人大代表、副委員長彭真和一大批人大代表，就隨便被「中央文革小組」逮捕「批鬥」；同一憲法又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實則人民受戶籍嚴密控制，並無遷徙自由。

　　憲法的執行和社會的法治，還有賴於司法的獨立。如果不改變黨委包辦立法、司法，如果不清除幹部特權，就不可能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更不可能有獨立的司法。

　　除了上面所說的幾點，還有一個因素常被人忽略：要有民間獨立的輿論。沒有民間報紙雜誌形成的社會輿論，是不可能制衡「黨化」的政府，憲法的權威和社會的法治也很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