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的量化與胡錦濤後的接班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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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量化與胡錦濤後的接班群(2)

—以解構和歷史的視角分析政治世代和政治精英

丁望

上網：2013.9.22

圖1，胡耀邦（1915－1989）。

　　參、世代量化：沿歷史脈絡定代際邊界

　　中共中央「有計劃地培養接班人」，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元老葉劍英（1897—1986）和鄧小平、陳雲（1905—1995），提出「幹部年輕化」的構想，把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和革命化，定為選拔幹部和接班群的取向，在確保幹部的「政治可靠」（革命化）前提下，提升幹部的知識、專業水準，緩解幹部的老化，廢除職務終身制。

　　鄧小平說：「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人才」【53】，他呼籲：「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1981.7.2）【54】；陳雲稱：「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1981.5.8），「要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1981.7.2）【55】。

　　一、第二代說：脫離歷史有隨意性

　　中共十二屆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1987在任），在一次高幹會議上，提到第一梯隊、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他說：「我們下決心搞第三梯隊，……不僅要培養和選拔55歲以下的人，還要培養和選拔40歲左右的人。」【56】

　　依據胡氏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所謂中青年幹部或「年富力強幹部」，是指「第三梯隊」，其上限是55歲。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期，被提升起來的「第三梯隊」有：胡啟立、郝建秀、田紀雲、王兆國、李瑞環、胡錦濤和李鵬等【57】。

　　官方的幹部年輕化政策，雖派生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梯隊和跨世紀接班人的官方術語，卻沒有世代的量化指標，更無關於世代的系統理論框架。

　　西方研究中共政治制度的學者，有關於中共政治世代或代際述評，但無世代的系統化量化指標。

　　官方術語中的第一、二、三代，因無量化指標而帶有「隨意性」。把毛澤東、鄧小平分別稱為第一代、第二代，就有脫離歷史的隨意性。

　　鄧小平從來不是中共中央「合法」（符合黨章）的第一領導人，不像毛澤東、華國鋒當過中共中央主席（兩人的先後任期是1945—1976、1976—1981）；1980—1994，他是中共黨內的大家長（1995—1997因病重無法過問政事），因而被稱為第二代領導人。

　　這種「第二代」之稱的隨意性，在於迴避年齡的差異。

　　1982年中共舉行十二大時，鄧小平78歲，葉劍英85歲；實際是第二代（抗日戰爭時期幹部）的華國鋒61歲、胡耀邦67歲、趙紫陽63歲、萬里66歲，與鄧、葉的年齡相差甚大，把他們都稱為第二代，與實際的世代脫節。

　　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鄧小平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總書記；在主席制之下，他的地位僅次於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是第六號人物，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第一代領導核心。

　　不管是從年齡還是「領導世代」來觀察，他都是第一代。他如果是第二代，就很難解釋華國鋒和葉劍英的世代。

　　二、量化指標：歷史分期世代邊界

　　在二十一世紀，中共官方把毛、鄧、江、胡分別稱為一、二、三、四代，是以「最高領導人」的次序劃分；在鄧之後，是以第幾任總書記定世代。

　　研究中共的政治人物或高層接班群，無法迴避年齡和世代，世代的界定自要有量化指標。

　　在分析世代的量化前，得先略述本文作者對世代劃分的過程。1973年，在「論毛澤東的繼承人」一文【58】，作者提出「世代」的概念，按中共黨史分期把年長幹部稱為元老幹部（指1921—1927幹部）、二七幹部（從1928年八一暴動到1933年的幹部）、長征幹部（1934—1936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者），把1937—1945的幹部稱為抗戰幹部。

　　1985年的論文「中共培植第三代與『角色變換』」【59】、1986年的論文「梯形推移和角色神入──中共政壇新陳代謝與第三代高幹的興起」【60】，提出第一、二、三代的量化劃分，大致以1937年抗戰那年為界，把1937年前的幹部，稱為第一代；抗戰時期（1937—1945）、國共內戰時期（1946—1949）的幹部，稱為第二代；1949年以來的幹部，稱為第三代。列為第三代者為：胡啟立（56歲—1985年齡，下同），李鵬（57），田紀雲（56），郝建秀（50），李瑞環（51），李鐵映（49），王兆國（44），胡錦濤（43），李長春（41），吳官正（47）等【61】。

　　1996年，作者撰寫北京跨世紀接班人一書，確定了世代的量化指標【62】（請參閱表4）。

　　胡耀邦曾說過，幹部的世代大概是15年一代。在文革之前，中共黨史對1949年前的「歷史分期」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1921—1927）、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1927—1937）、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解放戰爭時期（又稱國共內戰時期，1946—1949）；1949年後的分期是：文革前17年（1949—1966）、文革10年（1966—1976）等。在官方流行術語中，有抗戰幹部或「三八式」【63】、解放幹部等。

　　作者的世代量化，是對每一個人的量化，而非指「領導集體」世代。大致是以15年為一代，並與中共黨史分期「趨近」。世代的量化要素，是每一人的出生年份；每一世代的上限，是出生年份加22歲【64】，如第三代的高低區間是1928－1944年，1928加22就是1950，指第三代最早念完大學就業的年份是1950年，其餘類推。

　註：

　53，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8.1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23。
　54，同53，頁384。
　55，陳雲文選（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60、267。
　56，新華月報（北京），1983年第6號，頁5、6。

　57，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胡啟立（53歲）、郝建秀（47歲）分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副書記；在1985年十二屆五中全會，胡升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郝升任書記處書記，王兆國（時年44歲）出任書記處書記。田紀雲、李鵬（57歲）為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同年，李瑞環（51歲）為天津市委書記。胡錦濤在1984年（42歲）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正部級）。

　58，丁望：〈論毛澤東的繼承人〉，明報月刊（香港），1973年9月號，頁2~12；及1973年10月號，頁28~34。
　59，明報月刊（香港），1985年7月號，頁15~20；及1985年8月號，頁14~20。
　60，明報月刊（香港），1986年1月號，頁21~26。

　61，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胡啟立、李鵬首次成為政治局常委；田紀雲續任政治局委員，李瑞環和李鐵映初進政治局（李瑞環於1989年6月升任常委）；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胡錦濤初進政治局常委會；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李長春、吳官正成為政治局委員；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王兆國成為政治局委員。郝建秀受胡耀邦事件影響，於1987年調離書記處，遭貶任，退休前官至政協副主席，列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62，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1998年5月修改二版），頁99~103、171~172。
　63，指抗日戰爭於1937年7月7日爆發後，在1938年左右參加中共工作的人。鄧小平在1982年提起「三八式」。同53，頁411。

　64，在北京跨世紀接班人（101頁），作者解釋：「為甚麼要把22歲定為幹部的起算點？這是因為正常完成大學本科教育，通常要在22歲或稍後幾歲。八十年代初以來，中共中央提升幹部傾向於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新提拔的中高級幹部要有大專教育程度，22歲也就成了擔任文官的起步點，把它定為幹部的起算點是比較合理的指標。」

　　肆、世代差異：有相似經歷有代際差別

　　世代的量化貼近中共黨史分期，關連兩個因素，一是人群的「共同記憶」，二是社會的「時代烙印」（或稱「歷史烙印」）。同一世代的人，有相似的經歷、相同的境遇，或因此有相似（相同）的「政治認同」；不同世代的人，則有代際的差別。　

　　一、生命歷程：共同記憶似曾相識

　　西方學者分析美國的「代」或「政治代」，關注生命歷程（life－course）的影響因素，例如同年齡層的生活經驗、心理對個人誠信、政治行為的影響【65】 。

　　對於「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生命歷程（或稱心路歷程），本文的解讀是：在同一世代的每一個人，生命歷程中有許多共同或相似的經驗，也留下「共同記憶」（或稱「集體記憶」）。

　　例如1928—1944出生的第三代（在1955年時11—27歲），適逢中共實行向蘇聯「一邊倒」政策，許多在五十年代上中學、大學者，受的第一外語教育是俄文，受蘇聯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的影響，有唱蘇聯歌曲，周末跳集體舞【66】的「共同經驗」；許多人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報道文學）和《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小說）；許多人嚮往蘇聯式的工業化，報考大學的工科，「立志要做紅色工程師」【67】。

　　第四代中、後期（1950—1959生）者，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8—17歲，到四人幫倒台的1976年是17—26歲，都有文革的「共同經驗」。大多數人面對「停課鬧革命」的失學困擾，有下鄉當農民的「知青經驗」，會唱紅歌，聽過樣板戲，受過誦毛語錄和跳「忠字舞」的「磨練」。在生命歷程中，他們留下鄉村生活艱苦的「煤油燈記憶」。

　　這種特殊的生活經驗、人生體驗，對他們的「後來」有許多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李克強沒有機會上高中，汪洋沒念完初中，他們都有貧困鄉村的「人生掙扎經驗」【68】，磨練了他們的「上進」意志。李氏跟隨「私塾老師」學古文吸收知識【69】。1978年以優異成績進入北大法律系。李氏在遼寧的改革、汪洋在廣東的改革，都在摸索「模式創新」【70】，或有「煤油燈記憶」催生的動力。

　　二、政治風浪：時代烙印正反影響

　　美國有學者研究分析，在特殊的政治、社會變革中，年齡相近的群體，因有共同經歷而形成「政治共同體」【71】。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中共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頻仍，政治鬥爭或社會變革（如農村的包產到戶、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給人們留下的「時代烙印」頗深。

　　在毛澤東時代（1949—1976），從反右、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到文革，都是「左折騰」，造成沉重的社會災難。這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經歷的政治風暴。

　　1960年或以後出生的第五代（「六十後」），則或有1986年、1989年學潮的「現場經驗」；有些人雖無參與，卻有「共同關注」的激情。

　　對許多人來說，「時代烙印」不只在政治運動，還在於1958－1962的大飢荒導致3000萬人餓死，這是許多人無法忘卻的政治浩劫和生命悲劇。

　　同一世代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既可能形成「共同認知」（如認為大躍進和文革是「左禍」），也因個人素質（包含思考力、覺醒度）、政治訴求的差異，從政後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溫家寶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留下大飢荒的「時代烙印」，他在公開的講話，提及「吃不飽」的滋味；2011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說到1968—1982的西北經歷：「參加工作以後，我有14年時間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群眾，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72】

　　溫氏鼓吹「學點窮人政治學」，傾情於深化改革特別是關注農村的「休養生息」，關心民疾並改善民生。這種施政理念和舉措，與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記憶、政治風浪中的「時代烙印」、從政後的深刻思考息息相關。

　　當然，「靠近改革家」的政治機緣和上層關係，也是他和第三代某些政治精英的「共同經驗」。他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接王兆國），受知於改革家胡耀邦，在1985—1987有近距離接觸胡氏的機緣，【73】深受胡氏改革精神的影響。後來，他在總書記趙紫陽手下工作，也受到趙氏改革理念的影響。

　　與溫家寶相反的，第四代前期的薄熙來（63歲），有文革的經歷，卻未「汲取文革教訓」，以「復活」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文革的一些手段（唱紅歌念語錄），強化專政職能，創「重慶模式」，並以此「極左姿態」掩蓋他和家屬的「黑幕」，引起中共黨內和社會各階層的爭議【74】。

　註：

　65，西摩‧馬丁‧李普塞斯（Seymour Martin Lipset）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27。
　66，胡錦濤是清華大學舞蹈隊活躍分子，擅跳蘇聯式的集體舞。──丁望，胡錦濤：北京廿一世紀領袖，增訂5版（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3），頁55~57、64。

　67，中共十七屆（2007—2012）中央政治局9個常委中的第三代7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賀國強、周永康，都是在五十年代上中學、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上大學，全部報讀大學工科（參閱表3）。

　68，汪洋生長於安徽北部宿縣清貧之家。朱珠、彭惠平的〈皖北走出有志青年〉透露：「汪洋從小就是半個『家長』，他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打水、做飯，照顧弟弟妹妹吃飯……」──環球人物（北京），總第80期，2009年5月（中），頁26~28。

　69，李克強：〈追憶李誠先生〉，安徽日報（合肥），1997年5月15日，第7版。
　70，丁望：〈烏坎請願事件出現汪洋拐點〉，信報（香港）「思維漫步」專欄，2011年12月22日，第A17版。
　71，梅爾文．里克特，〈政治代〉，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譯本）（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頁557。

　72，溫家寶的演講也提到「左折騰」：「上高中和大學以後，我家裏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著他的檔案，裏面裝了一篇篇『檢查』，小楷字寫得工工整整，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父親也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歷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後來到圖書館工作。我考上大學向他告別就是在離城很遠的養豬場。父親告假回家幫我收拾行李。」見〈溫家寶與南開師生談心細數從學經歷冀青年重民生〉，中國新聞網，2011年11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1-02/3432775_3.shtml。

　73，（1）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人民日報（北京），2010年4月15日，第2版；（2）胡德華：〈父親胡耀邦與溫總理的交往〉，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4月26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20281/11456340.html。

　74，新華社電訊稱：「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見「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新華網（北京），2012年4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4/10/c_111761745.htm。

　　伍、世代推移：黨政高層職務代謝率高

　　在年齡邊界、任期邊界的「剛性約束」下，世代推移常態化。每5年一次的中共黨代會，都推進各個層級的新陳代謝。

　　「七上八下」的十六大模式（十七大維持）如不改變，中共黨政軍高層換屆（中共十八屆、人大十二屆）的代謝率會很高。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25個委員中，14人已超過新一屆中委的年齡臨界點要退下（參閱表6），代謝率達56%（參閱表7）；其中，9個常委要退下的7人，佔77.8%。

　　中共黨政軍高層預期的代謝率高，第三代後期（1941—1944生）將寫下句號。有相對年齡優勢的第四代中、後期（1950—1959生），在高層有更大的空間。

　　在地方，中共省委、省政府也在世代推移中。在2012年4月，31省的省委書記、省長，由第四代中、後期主導：1945—1949出生的第四代前期，快要「全退下」，只有8人，佔13%；1960後出生的第五代4人，佔6.5%；其餘是第四代中、後期，佔80.5%。

　　在新一屆的黨政高層，世代推移的趨勢是：第三代（1927—1944生）全退下；第四代前期與第四代中、後期共同執政，而由後者主導。前者已是政界「黃昏族」，未來5年是坐最後一班車，沒有跨越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年齡條件」（超過67歲）。

　　陸、秩序文化：從立敬惟長到精英優勢

　　胡錦濤之後的接班群，會有哪些強勢的競爭者？本文以秩序文化的視角分析。

　　一、權力轉移：資源分配秩序規範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本文作者提出秩序文化的概念【75】。在2001年出版的《胡錦濤：北京廿一世紀領袖》（增訂二版），作者對秩序文化的表述是：北京官方沒有提出秩序文化的概念。我把與資源分配、利益分配、人際關係、社會秩序、權力體制等有關秩序的價值觀念、規範和文化內涵，稱為秩序文化。

　　它有中共革命歷史傳統和無產階級專政論的沉澱，如政治血統論、按資排輩論；又有1949年以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色彩，如走後門和權力租賃的觀念、性關係效應的行為模式【76】。

　　中國歷史典籍雖無「秩序文化」一詞，但有治理天下、政權運行的秩序約束理念，特別是等級倫理、互助和諧的觀念。

　　《尚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77】《孟子．滕文公》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序），朋友有信。」【78】《荀子．天論》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磋）而不舍（捨）也。」【79】上述典籍強調的君臣、父子、長幼之序，是維持禮、義與和諧的差序。就權力運行而言，古代的秩序文化中以民為本的「節制觀」頗值得後人深思。《易經．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80】《論語．學而》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81】當代的社會治理、權力運行秩序文化，自也有等級、利益的差序和法律、制度的基礎。

　　二、精英優勢: 關係網絡升遷差序

　　中共權力轉移的秩序文化，有前述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基礎。政治人物在政壇的發展，也與精英優勢息息相關，精英優勢的強或弱，形成機會、升遷的差序。政治人物的精英優勢，可歸納為年齡優勢、學歷優勢、專業優勢、台階／資歷優勢、經驗優勢、群體（性別／民族）代表性優勢、政治血緣優勢、關係網絡優勢（含上層關係優勢）、政績優勢、順位優勢、替代優勢等【82】。

　　在精英優勢中，學歷優勢只指受正規國民教育的學歷，不列入當官後取得的「在職博士」之類【83】，因為「以權謀私」和造假行為很普遍，北京官方調查報告中提到「兩水現象」：文憑注水、年齡縮水【84】。

　　在精英優勢中，政治血緣優勢（高幹子女即公子黨、高幹秘書等具此優勢）、關係網絡優勢（特別是上層關係）最為重要。中共的權力轉移制度、政治局結構和幹部管理政策，形成一種特別的順位優勢，這是關乎政治人物競爭高層職務的差序。

　　三、順位優勢：資歷優勢特定台階

　　依中共十四大（1992）以來的中央政治局換屆模式，政治局成員是「只進不退」，除非因貪腐等因被處分或判刑（如1992—1997十四屆的陳希同、2002—2007十六屆的陳良宇），上一屆的政治局委員，都有新一屆政治局的順位優勢。

　　在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全會的權力重組中，高幹的順位優勢有幾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已有十七屆政治局委員台階、未超過新中委的年齡臨界點者（67歲）；他們是表六列入的11人中的10人，包括第四代中、後期（1950—1959生）的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汪洋和第四代前期（1945—1949生）的張德江、俞正聲、劉延東、王岐山、張高麗、劉雲山。11人中的「唯一例外」是薄熙來。他有重慶模式的爭議，王立軍案件的牽連。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他的政治局委員職務。第二層次，是已有中央書記處書記台階的令計劃（56歲，現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王滬寧（57歲，現兼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三層次，是已有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台階的許其亮（62歲，空軍司令員）、常萬全（63歲，總裝備部部長），均具上將軍銜。按政治局的結構，政治局委員中有中央軍委會的代表2人（分別有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資歷），均為軍委副主席。

　　現任副主席郭伯雄（原指揮官）、徐才厚（原政工），因超過67歲不會再「入局」，許其亮、常萬全有接任的順位優勢，但並無「替代的當然」。原因之一，是2個預定接任軍委副主席者，按慣例要有1人具政工背景，可能只有1人能接任。

　註：

　75，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1998），頁129。
　76，丁望，胡錦濤：北京廿一世紀領袖，頁248。
　77，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22。
　78，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孟子（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25。
　79，王忠林註釋，荀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78），頁277。
　80，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出版社，1998），頁357。
　81，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上海：中華書局，1958），頁4。
　82，因篇幅有限，本文無法詳釋秩序文化和精英優勢的內涵，請參閱拙著：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第二版（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5），頁187~191。
　83，如在大學教書、研究所研究期間，正常進修取得的學位，則算是正式學位。
　84，李永忠：〈幹部人事制度存在六大硬傷〉，改革內參（北京），第42期（2010年11月12日），頁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