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 2014年5月1日5月號　
　　　頁66-69
上網：2014.8.6
字數：原文5,051，上網6,260

2013年10月1日，中國石油大學，
周永康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網絡圖片

　　利用權力斂財　性貢品顯神通

　　他們涉嫌利用職權謀取非法私利，與私商、黑幫有權錢交易，在城建、工程、土地等方面大肆貪污，也有人買官賣官。

　　有的還涉及權色交易，享受「性貢品」，亦向上級送「性貢品」。

　　北京官媒稱，郭永祥熱中組建文工團，物色美女，生活糜爛；在擔任四川省委辦公室主任時，「曾打算把某地接待辦兩名漂亮女孩調入辦公廳」。「以（姿）色調（升）幹（部）」，是權力尋租常見的事，「性貢品」就是權力的「租金」。

　　4月9日，中紀委公布：「郭永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或通過其子收受巨額賄賂，收受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子經營活動謀取利益，道德敗壞。」８同日，最高檢察院對他採取「強制措施」。

　　據新京報4月10日消息，郭的兒子郭連星涉嫌牽入周濱案，與操盤手吳兵、米曉東「有生意合作」。

　　涉案者與政法系統次級官員，有官黑勾結之嫌，如周濱的夥伴、黑幫劉漢和劉維，勾結四川德陽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政委劉學軍、裝備處處長呂斌和什邡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忠偉，「一起尋歡作樂，甚至吸食毒品」，獲提供彈藥和「通風報信」。

　　康師傅之子周濱（42歲）為四川的新富豪、北京中旭陽光能源科技公司董事長。據財新網等媒體的採訪調查，他的中旭等公司以戴白手套式經營，由一群心腹和黑幫頭目拉線擴大勢力，涉嫌利用其父在石油、公安系統、四川的權勢和人脈斂財。

　　周濱合夥人有妻子黃婉、岳母詹敏利等，都是美籍華人；黃婉之祖父黃汲清，是著名地質學專家９。周濱和合夥人，在石油、電力、地產、物流等行業建立了「周氏帝國」。

　　康師傅之弟周元青，原在家鄉務農，當過公社的生產隊長，後來竟當上無錫市惠山區國土局副局長，佔住涉及土地審批的肥缺。這十幾年來，他的家族成為地方上的大富豪。新京報透露，周元青全家於去年底被帶往北京調查，「與其侄子、神秘商人周濱有關」10。

　　路透社4月9日引述北京的消息，稱康師傅家屬和親信部屬的資產，被查封的數目高達900億元，其中370億元是被凍結的銀行存款。

　　涉及薄熙來案　胡溫順藤摸瓜

　　像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北京）、陳良宇（上海）、薄熙來（重慶）的案件，康師傅案並非純貪腐案，更是政治案，涉及高層的政爭和權力重組。其中，部門、地方的濫權形成「半獨立王國」，使中央政令更難暢通，是政爭的一個話題。

　　薄熙來判刑後，一份紅頭文件下達各地，題為〈中共中央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違法案及其教訓的通報〉（2013年11月），提到薄案的「警示教訓」，觸及規章、黨紀約束和幹部「監督管理機制」，這是針對薄在重慶好大喜功、違規濫權。

　　從GDP高增長、城市綠化大躍進到唱紅、打黑、念毛語錄的「群眾運動」，薄熙來都以長官意志行事，獨斷專行。在經濟上，抵制國務院的宏觀調控，在政治和社會管理方面另行一套，增加中央政令落實的難度。

　　薄的濫權和「重慶模式」，與康師傅的支持有關。這從薄在重慶多次公開宣揚康師傅的「批示」，可以看出兩者的合作脈絡。

　　康師傅之案，有些是從薄案「順藤摸瓜」而發現線索的。中共中央高層早在2011年就暗地調查薄，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和紀委書記賀國強等聯手，主導查薄、倒薄。

　　2011年12月，薄在重慶吹噓重慶模式中的「唱讀講傳」大受歡迎，說：「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等中央領導同志來渝時都給予充分肯定。」11在9個政治局常委中，薄讚揚了6人，未提胡、溫和李克強（3人在2010年後未去重慶）；他提到的賀國強，則是去重慶查案。他的談話，折射政治局常委對重慶模式有分歧。

　　在胡、溫、李、賀四大將之下，實際的操盤人，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常務副書記何勇12。他們查薄案，發現康師傅違紀等事，因案情太複雜，又涉及政治局常委，才留到十八大後處理。

　　薄在重慶的濫權，康師傅在政法系統的所謂「維穩創新」（如派人「進駐」上訪、維權者之家，實施24小時「陪伴」），實是強化專政職能，加大限制人身自由，濫捕濫沒收財產，結下民怨甚深。如同《後漢書．賈琮列傳》言：「上承權貴，下積私賂，……告冤無所，民不聊生。」

　　無財產申報制　缺定期性輪換

　　從薄熙來案到康師傅案，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其一，「一黨領導」體制建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源自列寧（1870－1924）著作《國家與革命》之「無產階級專政論」，強調權力的獨佔和國家的鎮壓功能。在這種體制下，社會沒有真正的法治，自必形成高度集權的全權主義。各級當權者以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行事，權力不受制約。

　　其弊之二，制度斷層或制度約束脆弱。沒有透明化、具誠實問責機制的財產申報制，是最明顯的制度斷層。就幹部管理體制而言，幹部升遷的制度約束十分脆弱，一個人的最大優勢是關係網絡，而「易地交流」（輪換）和行政問責制又虛擬化，這就導致用人唯親、派系化。

　　在香港，郵局賣郵票的小吏三兩年就要換個郵局；在大陸，村官任同一職務竟可達二、三十年。官員在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任職太長，加劇權力腐敗和「群蛀現象」。

　　其弊之三，高度集權之下的特權主義，使政治經濟利益大傾斜，有紅色血緣者享特權，有權勢之官吏獲「先富起來」的先機。在權力運行缺乏透明度、官僚主義猖獗之下，有權勢者大肆貪污或非法斂財「十分方便」。有特權者、有關係網絡優勢者，「合法地先富起來」，也成為常態；紅二代（官二代）有許多新興資產階級，「家財萬貫」也13。

　　其弊之四，在集權和特權主義之下，沒有民間（公民）社會。真正的民間社會，是有法律保護、不受政府控制的民間社團，獨立的宗教和民間傳媒，具備「包容型機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包含公民的平等權（包括機會均等）、知情權、參與權。「一黨領導」體制排除民間社會，使握權者濫權和貪腐的機率更大。

　 　（後記：本文上網前略有修改、補充，增8條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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