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 2014年1月1日1月號　
　　　頁76-79
上網：2014.8.6
字數：原文5,003，上網5,389

周永康（右二）為中共十七屆政治局9常委之一。網絡圖片

　　有制度建設　實效並不高

　　查處貪官並非「平地而起」，這是中共中央紀委早就推展的「反腐」。在胡溫新政期間（2002年10月至2012年11月），查貪的力度相對較大。所謂胡溫新政期間「反腐乏善可陳」，與事實並不符。

　　胡溫新政的「標誌」之一，一是推進廉政的「制度建設」；二是立案調查並處置了一批貪官，其中有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和薄熙來（2012年3月扣留調查），超過一百個省、部級高官（表三），還有許多農村土霸型的貪官。

　　在「制度建設」方面，制訂了一批防腐懲貪的「黨內法規」或國務院法規，如胡錦濤簽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5）、〈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2008），溫家寶簽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國發33號文件，2010年11月）；再如，在國務院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部級直屬機構，由監察部部長兼任）。

　　「制度建設」的主要取向，是對權力、官員行為的一些規範，並建立預防腐敗機制。

　　但是，「制度建設」和查案懲貪的實際效果偏低，「前任坐牢後任續貪」的「怪圈」，在各地一直存在。法規和紅頭文件的約束力很脆弱，凸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法治和制度　反腐之要素

　　最大的體制弊端，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上，執政黨及其官員的權力實際是無窮大，黨大於國、權大於法，大家長意志或地方、部門長官意志大於法意。

　　建立官場的廉政制、社會和經濟運行的「廉潔約束」，是走向現代化文明之路不可或缺的「政治工程」，其基礎就是法治。法治的要素，是限制公權，規範政黨和政府行為，保障民眾基本人權，建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具有程序公義的司法獨立機制。

　　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以「整風」模式推動查貪，或與「借事立威」建立「個人權威」的意念和「新權威主義」有關。這種「運動式」的查貪，極難改變官場的腐敗。

　　香港從「貪污島」到全球清廉度高的國際都市，是靠法治建立有效的廉政機制，而非什麼主義、政治口號和虛假的「個人權威」。

　　改變腐敗、建立廉政的第二要素，是建立良制。以民為本、約束權力、政務透明的良好制度，首先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香港早就有公職人員不動產、公司利益關係的申報；台灣的申報則更嚴格，除不動產之外，銀行存款、收藏品（字畫文物）等都得申報並供民眾查閱。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民眾對財產申報制「熱切期望」，但全會的「決定」卻不提財產申報制，折射承受既得利益階層的壓力很大，肅貪的決心偏小。

　　《易經．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制度約束私欲、官德；能「正其身」，才能建立施政的公信力。貪腐失信於民，積聚民怨。

表二，中共十八大（2012.11）後涉嫌貪腐被調查高官

　　
表三，胡溫新政期間（2002.10－2012.11）
立案、處置之部分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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