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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定格量化到傾斜吸納

──中共中央高層重組與秩序文化(1)

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2013年1月號,頁6-12
上網:2013.1.21(2013.1.20略修改)

  關鍵詞:中共十八大,十八屆一中全會,高層權力重組,解構,定格量化,傾斜吸納,秩序文化,垂簾聽政,兩手並舉,規劃型,預設機制,九七之變,後影響力
  引述歷史典籍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尚書•伊訓)
  國有四維;四維絕則滅(管子)
  禮不愈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縱枉(經言•牧民)

  2012年11月15日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完成了高層權力重組的「程序」,權力金字塔中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書記處,於同日運作。政權高層的重組,將在2013年3月展開。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五年一次的、規劃型的黨政領導層換屆,關乎幹部的新陳代謝、世代的推移,正是:「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唐•孟浩然)。換屆重組,也涉及政策的傳承或修訂、轉變,自亦與政治集團的權力博弈息息相關。

  權力重組有幾個特點。一是保持初始的制度約束,包含「七上八下」和「定格量化」;二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傾斜吸納」,突顯「按資排輩」的價值觀在秩序文化中的「份量」;三是高層重組的「規劃」,與「結果」的落差較大;四是權力版圖的重構,顯現前朝權要的「後影響力」仍大。

  1•預設機制:政治局席位規劃

  中共中央的換屆重組、接班群的選拔,早有初始的制度構建。在《信報月刊》十月號發表之拙文〈金字塔頂層 中南海八強〉(以下稱「十月號拙文」),論及權力體制的制度規範。這些規範雖未完善,但年齡邊界、任期邊界和「七上八下」模式(十六大、十七大模式),已形成剛性約束。十八大的權力重組,顯現這種制度約束。

  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有本人稱為「定格量化」的機制,這也是已常態化的制度約束,但具體的內涵有時會略「調整」。
「定格量化」的意涵,一是確定領導層組成的各類權力規格(層級或身份代表),二是把各類規格的席位量化。

  解構十八屆政治局及常委會(表一、二),可知其「定格量化」與十六屆、十七屆大致相近。

  本屆的政治局由25人組成(與十六、十七屆總數相同),分為六類規格(層級),每一類的席位與十七屆相同或接近。

  新的變化,是政治局常委的席位有「九七之變」,即由九席減至七席,回到十五屆模式。

  政治局及常委會的組成,有黨政換屆時的高層職務預設機制。例如,預定在次年3月擔任新一屆國家主席、總理、委員長和政協主席者,先安排政治局常委的席位。

  政治局常委會的「定格量化」,與這種預設機制緊密結合,形成相當固定的模式: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政協主席、書記處常務書記、中紀委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均有常委席位。這就是十四屆、十五屆的七席之設。

  十六、十七屆增加二席,一席為宣傳系統總管,另一席是政法系統總管。本屆回到十五屆模式,裁去此二席。這是十八大前的「突變」。

  2.九七之變:兩總規格略調整

  「九七之變」的第一個影響,是在「規劃」重組時具備「入常」精英優勢者,因「定格量化」的調整而失去「入常」的機會。

  十月號拙文論及「常委人數如回到十五大模式(七席),孟建柱便沒有入常的機會」,劉延東亦「可能無法入常」(頁12)。十八大裁去政法系統、宣傳系統總管的常委席位,使他們無法「入常」,但孟氏首次獲政治局委員席位,劉氏則連任政治局委員。

  在十八大之前,孟氏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維穩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在「七上八下」之下,他是政法系統可跨越十八大的最高負責人,具備接任政法委書記的台階優勢、替代優勢,如政治局常委席位保留九席,他有望「入常」。

  受「七上八下」的制度約束,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簡稱宣傳小組)組長李長春,要在十八大退下。劉延東是具備替代優勢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原因是她任中央宣傳小組副組長,在國務院是主管教、科、文、體的國務委員,有成為宣傳系統總管(替代李長春)的台階優勢。「九七之變」自也使她失去「入常」機會。

  「定格」與量化,是緊密相連的。「定格」的調整,衍生「九七之變」;「九七之變」,是與「定格」調整相適應。

  在中共中央高層的權力結構中,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是決策機構,決策實權向政治局常委「集中」,書記處是他們的辦事機構。

  在政治局或常委會之下、書記處以上,還有十來個高層決策、協調、議事機構,其「定格」有二個層次。一是政治局常委「規格」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國安小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外事小組)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財經小組)、中央黨的建設領導小組(黨建小組)等,分別由總書記和總理、書記處常務書記(均為政治局常委)等兼任。二是中央農村工作小組(農村小組),是政治局委員規格,在十八大前的組長是政治局委員回良玉(主管三農的國務院副總理)。

  「九七之變」的第二個影響,是政法委的「規格」往下調整,「定格」由政治局常委降為政治局委員。 這種改變已「見證」於相關的人事任命:孟建柱在十八大後接任政法委書記,他是新進的政治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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